21個月！自2020年初闖入人類視野以來， “新冠病毒從哪里來”仍是未解之謎。

　　病毒溯源難，人盡皆知。但究竟難在哪里？是不是鉚足了勁、埋頭苦找就能有答案？

　　10月1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團隊、北京化工大學童貽剛團隊在國際頂刊《柳葉刀》上發文，回顧溯源歷史的同時，指出新冠病毒溯源是一場“持久戰”，需要時間、國際資源和合作。

　　“文章的初衷是想讓人們知道，溯源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問題，往往需要很長時間。”論文第一作者、北京化工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專家組動物與環境學組中方組長童貽剛對科技日報記者表示，操之過急不可取、拒絕合作更不可取。

　　究竟有沒有成功的溯源？

　　歷史上，有沒有成功的溯源？或者說，有沒有找到了源頭的病毒？

　　“‘成功’這個詞很難準確形容溯源的結果。”童貽剛回應，以大家熟知的艾滋病病毒為例，1981年在美國發現，當即就開始了溯源工作，1986年的溯源結果認為是1959年從非洲引入。

　　這個結果被接納了20多年，直到2008年，《自然》登載了一項來自扎伊爾首都金沙薩的直接證據，居然證明艾滋病病毒其實1908年前后就已經在人群中傳播。

　　“目前認為的源頭，很可能會被新的證據推翻。”童貽剛說，這就是為什么真正搞病毒溯源工作的科學家，要時刻保持開放的思想。

　　開放的思想，意味著要時刻審慎地研判、接納新的證據，它是推動人類走向病毒源頭真相的基礎。

　　例如，同為冠狀病毒的人類冠狀病毒HKU1的時間線就一直在新證據的引領下，不斷延伸——2004年首先發現于香港的這一冠狀病毒，目前在人類中的病例已經可以向前追溯到1996年的芬蘭和1995年的巴西。

　　不斷的新證據，將人類冠狀病毒HKU1的起源從發現之日向前推進了10年！新冠病毒很可能有著同樣的“人類入侵史”，需要由進一步的病毒溯源工作驗證。

　　在論文中，高福院士團隊引用了大量的參考文獻指示出不同病毒溯源的時間點，每篇文獻都展示了一系列強有力的證據支撐。

　　“新冠病毒的溯源也應該是這樣。”童貽剛說，利用以前的一些資源，比如說保存在實驗室的樣品，來挖掘，才能真正地推進，一步一步接近“成功”。

　　可能永遠找不到嗎？

　　新冠病毒的源頭可能永遠找不到嗎？

　　“病毒的地理起源可能不依賴于最初的病人，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永遠也找不到0號病人。”童貽剛解釋，包括艾滋病病毒、MERS病毒、HKU1病毒等在內的幾乎所有病毒的溯源研究都表明，疫情發生的“起點”不是病毒的源頭。

　　也就是說，如果只糾結于“起點”，將很難引領溯源進程向前推進。

　　“每一個推進都需要長期、廣泛的樣本積累。”童貽剛說，而這些樣本正“沉睡”在世界各地實驗室的樣本庫里。

　　除了在人類的樣本中找線索，動物樣本中的線索也是補上“動物到人”這一步的關鍵。

　　自然界中的源頭病毒，或許仍在野生動物中繁衍，人們要找到它們需要時間甚至運氣。例如，被認為是SARS起源的中華菊頭蝠所帶的WIV1病毒，在找到時也僅僅是與SARS病毒高度相似，并非一模一樣，找到后仍需要進一步驗證。

　　綜上，新冠病毒的源頭可能永遠找不到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于兩個方面：

　　一個是方向上，如果只糾結于“起點”，拒絕世界各地的線索，那么新冠病毒的源頭可能永遠找不到。

　　一個是時間上，如果新冠病毒溯源過于“短視”，操之過急，希望在短時間內完成任務，例如只考量序列相似度，對其他科學事實視而不見，那么病毒溯源得出的結論也難以經受住時間的考驗。

　　究竟該如何追蹤病毒？

　　論文中指出，首先要有“持久戰”的充分認識。“病毒溯源工作往往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童貽剛說。

　　這并不是科學家們在“磨洋工”，而是因為確實有太多工作要做——

　　對大流行前有類似癥狀的患者應進行重新評估，對樣本進行重新檢測；

　　全球的血液和組織庫應進行回顧性血清學或基因組學研究；

　　疫情暴發前出現病毒證據的國家或地區應進行疾病流行病學調查；

　　對易受病毒感染的動物物種應進行全面的基因組研究……

　　顯而易見，這些工作不可能由單個團隊完成。因此，論文強調：開放的思想和密切的國際合作對于追蹤任何病毒的起源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