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性腫瘤已然成為我國人民的“健康殺手”，《“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指出，到2030年，總體癌癥5年生存率要提高15%。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逐步提高癌癥等疾病的防治服務保障水平”。

　　診療的規范與否關切到患者生命健康，在本次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關注到這一話題。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醫師張俊廷就建議，惡性腫瘤治療要結合診療指南，兼顧患者實際情況采取個性化施治。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曙光學校校長劉衛昌則從監管角度切入，建議建立一套常態化機制，監管評估惡性腫瘤患者的診療方案。

　　代表說

　　全國人大代表、廣西壯族自治區昭平縣昭平鎮龍潭村衛生室所長陳坤

　　建議增加新農合報銷范圍提高報銷比例

　　從事村醫工作20余年，全國人大代表、廣西壯族自治區昭平縣昭平鎮龍潭村衛生室所長陳坤始終關注鄉村醫療。陳坤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鄉村振興過程中要警惕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關注農民大病醫療問題。她建議提高基層公共醫療服務保障水平，同時增加新農合報銷范圍提高報銷比例，減輕農民醫療負擔。陳坤表示鄉村醫生面臨人才斷層，她將繼續建議提高鄉村醫生薪酬待遇和養老保障，解決基層醫療機構人員短缺問題，為鄉村振興貢獻力量。

　　提高村民保健意識

　　北青報：您作為鄉村醫生，想問下您在工作的過程中關于鄉村醫療還存在哪些問題？

　　陳坤：以前我們關注更多的是貧困戶，對普通農戶關注不多，但現實中一些普通農戶一旦患上大病就容易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我們村就有幾個患癌癥、心臟病等大病的村民，患病后經濟上難以負擔而導致貧困。其次很多村民健康保健意識不強。比如我們村去年6月開展兩癌篩查時，有個婦女在外打工就沒有參加，她兩癌保險不知是村兩委未提醒到位還是她自己不想交，續費差了一個星期。后來她自己感覺不及時，去醫院檢查時已經是乳腺癌中晚期，目前為止已經花費20多萬元，這對農民來說負擔非常高。

　　北青報：您認為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

　　陳坤：應該提高公共醫療服務保障水平，同時要加強科普宣傳，提高村民的保健意識和預防疾病能力。

　　建議加強基層醫療培訓

　　北青報：具體該如何提高公共衛生公共醫療服務水平？

　　陳坤：首先是加強基層醫療培訓。比如現在我們村衛生室也有不少醫療器械，但最大的問題是很多村醫并不會用，因此就需要加強培訓，提升基層醫護人員整體素質、診療水平和服務質量，這樣村民在家門口就能看很多大病，相應地病人的負擔就會減輕。

　　其次就是新農合報銷藥品范圍仍比較窄、報銷比例比較低，目前大病病種限制在29種，像肺癌這種比較高發的癌癥就不在報銷范圍內。比如我們村就有3個患肺癌的，其中2個已經過世了，我就會特別問下他們家屬費用問題。

　　再次就是慢性病的門診補貼比例比較低，比如現在像糖尿病、高血壓這種慢性病門診治療補助是每年2500元，這個補助如果住院治療報銷是夠的，但是門診拿藥是完全不夠的。

　　最后就是我們基層的藥品目錄覆蓋的范圍還是比較窄。比如有些病人到我們村衛生室看病，我們也能看，但是沒有藥給他，像我們這邊要求我們進藥是50種，但這無法滿足日常診療需求，而且不僅是村里，很多地平類的降壓藥縣里也沒有，病人要去市里買藥，無形中負擔又重了。

　　防止基層村醫出現斷層

　　北青報：您今年還關心了哪些問題？

　　陳坤：我一直在呼吁提高村醫待遇和村醫養老金問題。我們村醫目前是沒有工資，主要是靠公衛補助這塊，還需要自行繳納養老保險，收入比較低而且沒有養老保障。這就導致村醫隊伍人員不足，我也問過不少醫學生，他們都不愿意到基層來，缺乏薪酬和養老保障，基層就留不住人才。我們國家現在提出2035年健康中國目標，但到了2035年我們這批村醫也退下來后，基層人才是斷層的。

　　文/本報記者 張月朦

　　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女法律工作者協會會長方燕

　　建立老年人病情日常監測、上報制度

　　去年以來，老人就醫看病難、“空巢老人”生病后很難被發現等問題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在全國兩會期間，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了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女法律工作者協會會長方燕。方燕建議，要鼓勵社會機構多措并舉解決老年人就醫困難，建議建立老年人病情日常監測、上報制度，由小組組長/樓長作為第一反映人。她還提到，建議設立老年人專門法庭。

　　“老年人看病難”

　　北青報：您認為，目前老年人就醫有哪些難點？

　　方燕：主要體現在就醫排隊長，等候時間久；部分地區醫療水平低；老年人就醫時溝通不暢等方面。

　　北青報：如何理解？

　　方燕：比如，很多大型醫院就醫患者數量眾多，從掛號、看病、檢查、化驗到取藥等各個環節大多需要排長隊等候。

　　老年人身體本來就很虛弱，有的老年人行動不便，他們在排長隊等候過程中身體和精神都會感覺到疲憊。

　　另外，一些地區由于交通不便，給老年人就醫帶來一定障礙；還有的老年人體檢意識不強，不注重日常的身體保護，會覺得體檢就是花冤枉錢。部分老年人因為不擅長使用智能化產品，在獨自就醫時面對智能化、網絡化的自助服務設備經常會感到茫然無措。這些都增加了患者就醫時的煩躁情緒，導致患者恐懼看病，也會增加醫患矛盾。

　　還有獨自前來就醫的老年人因為行動緩慢、記憶力減退等原因，可能無法準確表達此次就醫原因或不適癥狀。最關鍵的是無法準確說出自己家庭地址、電話等重要信息，不能第一時間聯系到家屬了解既往史、用藥史、過敏史等相關信息，可能會影響治療及診斷，并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

　　“空巢老人”病后很難發現

　　北青報：您覺得應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

　　方燕：應該鼓勵社會機構多措并舉解決老年人就醫困難。

　　可以鼓勵社會機構與城鎮醫療水平較高的醫療機構建立合作，推動專家下鄉坐診制度；建立定期為老年人體檢制度。

　　同時，可根據實際情況提高老年人就醫報銷比例，比如，在海拔較高地區，可在統一報銷標準上，提高心臟病就醫費用報銷比例或者建立老年人群體的特殊保險制度。

　　鼓勵針對急診老年人，推廣信息卡片制度。由當班護士在患者康復離院前幫助患者及家屬填寫好個人信息卡片后，把卡片塑封，并配掛繩，囑咐老人及家屬隨身攜帶信息卡，以備急需。

　　北青報：我們注意到，現在很多空巢老人生病后很難第一時間被發現，這種情況如何解決？

　　方燕：建議強化小組組長/樓長監督病情的義務，建立老年人病情日常監測、上報制度。由小組組長/樓長作為第一反映人，將日常體檢、健康和法律知識、家庭關懷普及等納入小組組長/樓長工作考核體系。

　　同時，建立社會機構醫療服務管理體系。由明確的監督部門建立專門的社會機構醫療服務名單，針對社會機構醫療服務管理形成科學有效的等級考評標準。開通專門的群眾投訴渠道，并對社會機構服務進行定期回訪，將社會機構政策落實、投訴情況等納入考評范疇并將考評結果及時對外公開。

　　“設立老年專門法庭”

　　北青報：除了看病難之外，老年人維權難也是外界關注的重點。不知道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方燕：作為弱勢群體的老年人，基于其缺乏維權意識、出行受限或取證困難等問題，可能會造成老年人合法權益被侵害后不能得到有效救濟。

　　比如，目前缺少專門解決老年維權案件的法庭。老年人越來越注重精神、物質層面的需求，涉及精神贍養、追索贍養費、養老金、退休金、撫恤金、醫療費等的案件數量也在上升。目前缺少專門解決老年維權案件的法庭及其庭審模式。

　　北青報：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

　　方燕：建議設立老年維權案件的專門法庭（如老年法庭、老年維權合議庭、老年審判庭等），能夠靈活地調整訴訟規則在該法庭的適用，不采用審問式的法庭模式，便利老年人高效處理糾紛。

　　上海靜安區等地法院設立了專門法庭來解決涉及老年人權益保護的案件，具有開創性意義，運行效果良好。因此，在我國普遍設立老年專門法庭必要且可行。

　　文/本報記者 孟亞旭

　　委員說

　　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醫師張俊廷

　　惡性腫瘤治療要兼顧個性化治療

　　一種腫瘤往往有多種治療方案

　　北青報：您在實際的診療過程中，會如何使用診療指南？

　　張俊廷：我主攻顱底腦干病變，包括原發性和繼發性的顱內惡性腫瘤。在診療指南的基礎上如何去根據病人的實際情況實施個性化治療方案至關重要，平時給患者治療時我們會謹遵診療規范和指南。比如，針對原發惡性膠質瘤，業界是專門有指南的，但隨著新的治療方法的出現，指南每一兩年都會更新，我們會及時拿最新的治療方案給大家學習。但實際上，治療這種腫瘤有不下20種實際方案，但是沒有一種是特別成熟的，所以很多都是個性化方案。而且這個腫瘤沒有真正的靶向藥物，極個別有效的靶向藥物也是取決于其他惡性腫瘤細胞的基因改變來使用的，一部分病人能短暫緩解，所以一定要結合患者具體病情進行個性化施治。

　　必須結合病例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北青報：您認為應該如何加強對惡性腫瘤診療方案的監管？

　　張俊廷：醫療問題比較復雜、專業，政府部門可以出政策，但對于具體治療方式，應該由行業學會來發揮主要作用。目前臨床中每個疾病系統都有相應的學會，比如內科有內科學會，神外有神外學會，這些組織應當做好監督和倡議，倡導醫學界既遵守診療指南，同時不斷去提高自身的診療技術水平。我們也倡導相關專業學會相互學習交流時，不僅要分享成功經驗、案例，也要分享一些失敗的案例、犯過的錯誤，分享案例中的風險點，幫助年輕人少走彎路，提高病人救治的成功率。

　　北青報：如何評價一個腫瘤治療方案是否合規？

　　張俊廷：在評價上，必須得結合病例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讓專家共同去評論，就連最常見的糖尿病、高血壓的治療也不是只有一種治療模式，尤其是超出指南外的治療方式，得拿得出依據來。

　　醫生還要學會

　　做心理指導——“話療”

　　北青報：老百姓對惡性腫瘤治療存在哪些誤區？

　　張俊廷：首先，我在一線深刻體會到，很多患者一旦患上惡性腫瘤就十分恐懼，甚至精神崩潰，影響后期治療效果。其次，有的患者對腫瘤治療存在誤解，認為到醫院花了錢就得治好。我所在的科室主攻顱內腦干病變，比如膠質瘤治療就要跟視神經、嗅神經、面部神經等12路神經打交道。臨床中會有這樣的狀況，術前患者沒有臨床癥狀，但是做完之后可能出現口歪、面容不對稱等臨床癥狀，這是概率問題，比如可能是2%。我們會提前跟病人溝通清楚，沒有大夫能保證手術100%成功，但有的病人不理解，尤其是一些年輕女性患者，非揪著2%的概率不放，我們不是說就不好好治療了，任何病人都會一視同仁盡全力去救治。

　　像針對膠質瘤，我們的醫生會綜合運用手術和放化療手段去救治，藥物也依據診療指南中的方案來選擇。同時，醫生還要學會使用“話療”，要會給患者做心理指導，讓他們樂觀對待疾病、理性對待治療。

　　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曙光學校校長劉衛昌

　　建立惡性腫瘤診療方案常態化監管機制

　　為了規范惡性腫瘤治療，來自基層的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曙光學校校長劉衛昌關注到惡性腫瘤診療方案的監管問題，他建議建立一套常態化機制，監管評估惡性腫瘤患者的診療方案，包括由專人對各醫院的腫瘤診療方案進行定期審查評估。

　　為何會關注到這一話題？劉衛昌注意到，他身邊有不少罹患癌癥的農民，他們為了治療疾病四處奔走求醫，最后人財兩空。而且，他在全國多地走訪調研發現，不少老百姓對惡性腫瘤治療存在花費巨大但效果一般的印象，現實中，不少患者家庭為了治病欠了一大筆債，也沒能延長患者的生存期，患者還經受了莫大痛苦。

　　劉衛昌也與基層一線醫生進行多次交流，他表示，上述現象的出現，也與部分惡性腫瘤的不規范診療有關。根據《中南藥學》2020年發布的一組研究數據，174例原發性肺癌患者的抗腫瘤藥物治療方案，僅28例是合理的，出現藥物不良反應事件的發生率為32.2%。醫生、患者之間存在一定的信息差，所掌握的知識不對等，可能給極少數謀求私利的醫生留下操作空間。其代價是患者生命權益嚴重受到侵害，從而影響整體醫療環境，加劇醫患矛盾。2021年4月，國家衛健委也提出，將以腫瘤規范化診療為重點開展專項整治工作，不斷提高我國腫瘤規范化診療水平。

　　為了推動腫瘤診療方案更加科學有效，劉衛昌建議，應當建立一套常態化機制，監管評估惡性腫瘤患者的診療方案。建議由衛健部門牽頭，抽調各醫院專家，組建專業的醫學專家小組，對各醫院的腫瘤診療方案進行定期審查評估。“醫學診療的權威方案并不復雜，且目前都是電子病歷，醫學專家小組用半天時間，預計就能完成一個醫院幾十甚至上百份腫瘤病歷的抽查。審查評估時，只檢查有無最嚴重的主體錯誤即可，提高監管評估的效率。另外，不應糾結于診療細節，在規范化診療的大前提下，允許醫生對患者進行個性化治療。”

　　劉衛昌認為，在監管過程中，對惡性腫瘤患者的診療方案要做到責任到人，建立警告和處罰制度，并納入數據庫。“只有責任到人，才能對濫用錯誤治療的主體醫生實施警告，同時建立數據庫，納入其不良記錄，如果醫生反復再犯，則可以依據警告、處罰制度的相關規定進行處置。”劉衛昌表示，“衛健部門、醫院要負起責任，對從事惡性腫瘤治療的醫生，進行定期培訓。具體來說，可以組織醫生學習、研討惡性腫瘤規范化診療的權威方案，或者赴高水平醫院觀摩學習，以提高醫生的規范化診療水平，加強醫生對規范化診療重要性的認識。”

　　本組文/本報記者 蔣若靜

　　本版統籌/徐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