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醫學的能耐到底有多大？

2016年11月29日16:34 來源：人民網-科普中國

醫學的進步的確在保障和改善人類健康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理性看待醫學的進步，客觀評估醫學技術發展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對醫學的發展和人文精神引導醫學的走向可能具有重要價值。健康文化具有更加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健康文化引導健康行為，健康行為促進心身健康。眾多證據表明，不良生活行為方式是當今人類健康的最大“殺手”。面對此種困境，單靠現行的防治模式和醫療技術很難有所突破，而應針對行為危險因素采取綜合干預措施，既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原則，又充分發揮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科學上的有限和未知，更加注定了醫學的局限。醫學對人體和疾病的認識還很有限，我們不能盲目相信醫學的“無所不能”，更不能太高估了醫學的能耐，對醫學或醫生的要求不能超越科學的限度，醫學也遠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神奇。所以，醫學還沒能力為病痛托底。

醫史片段及抗生素的功過變遷

二十世紀之前，科學技術發展緩慢，醫學缺乏成熟的知識、技術和資源，醫生多是憑借有限的經驗和藥物進行診療，能力非常有限，對很多疾病束手無策。那時導致人類死亡的主要疾病是急性傳染病，如鼠疫、天花、霍亂、結核等。在沒有靜脈補液的條件之前，急性胃腸炎伴脫水就有可能使人喪命，更別說一些較為嚴重的疾病。

1928年英國醫生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發現了一種抗生素，即青霉素。此后，各類抗生素被陸續發現，對控制細菌感染及預防某些疾病的傳播、流行起到積極作用，也極大地降低了感染性疾病的死亡率。隨著抗生素在臨床的廣泛應用（或濫用），其不良反應（如變應性休克、肝腎毒性、耳毒性、誘導耐藥菌株的產生以及院內感染等）逐漸顯露。科學家發現，抗生素在殺傷致病菌的同時，對人體有益的菌群也會造成破壞，而被破壞的有益菌可能無法進行恢復，導致傳染病易感性增加。濫用抗生素致使許多致病細菌變異為多藥耐藥性細菌（即“超級細菌”）。耐藥性，又稱抗藥性，是指病菌對抗生素的殺滅、抑制作用產生抗體，使抗生素的功效顯著下降，甚或消失。當耐藥菌的變異速度超過抗生素的研發速度時，可能會使人類在一段時間里無特效抗生素可用。

2012年英國醫學家稱，在短短不到5年的時間里，英國耐藥菌感染已增加了30%，發現了“殺不死的大腸桿菌”等“超級細菌”。2011年7月，德國聯邦公眾傳染病預防與監控主管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宣布，在德國和荷蘭此前突發的腸出血性大腸桿菌疫情中，兩個月內死亡的27例患者，都是被“超級細菌”奪去了性命。

從抗生素問世到現在，有關預言也隨之變化：20世紀70年代曾有醫學家預言，人類將能完全消滅對其有害的病原菌，而現在就有人認為抗生素的黃金時代即將終結，甚至百年左右，抗生素將可能被“超級細菌”擊潰。

抗生素功過變遷的現象再次告誡我們：凡事皆有度，事盛則衰，物極必反，這是客觀規律。正如明代文學家陳繼儒在《小窗幽記》中說“世間萬物皆有度，無度勝事亦苦海。”

理性看待醫學的進步，客觀評估醫療技術發展對人類健康的影響

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對醫學的發展提供了技術保障和難得的機遇。抗生素、激素的問世，X線、B超、CT、核磁、內鏡等各種實驗室檢測儀器的應用，機器人手術、3D打印技術等高端診療設備的發明，都為疾病的診治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讓現代診療技術如虎添翼，讓醫學在許多疾病面前顯得有所作為。然而，從辯證的角度看，任何先進的技術、設備都不是萬能的，總要受生產力發展水平及科學技術水平的制約。如有些高端的診斷技術對疾病的定位比較準確，但對疾病的定性卻無能無力；現代醫學可以解剖人體的細微結構，但任何先進的手術也解剖不了人的心靈；腦科學可以揭示人腦的很多功能，但再高明的醫生也無法制造人的思想；各種免疫制劑可以使人避免某種病源的感染，但任何強大的免疫制劑都不能抵制心理行為因素對人體的干擾；威力強大的藥物可以使多種病菌屈服，但它無法替代安慰心靈給機體帶來的修復與安寧。儀器只能測試人的生理疾病過程，但很難測試人的心理、精神狀態。而人類的許多疾病實際上又都與心理、行為、精神等因素密切相關。科學上的有限和未知，注定了醫學的局限。這種局限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

不斷精進的醫療技術看似比過去有了較大進步，但相對于人體復雜的程度以及不少疑難雜癥來說，醫學對生命與健康的認知還很有限，目前醫學與科學的水平尚未認識到所有疾病的規律，有的疾病看似明確或沒有爭議，然而沒過多久可能就出現顛覆性變化。筆者認為，這應是客觀規律，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理論來源于實踐，指導、服務于實踐，但永遠都落后于實踐。要知道醫生探索的是人體的奧秘，機體像個黑洞，而不少疾病在這個黑洞中又充滿很多變數，這就給醫學研究增添了更多未知，如最常見的感冒目前尚無特效藥物；體內小小的病毒還無法消滅，別說喜、怒、憂、思、悲、恐、驚以及百病生于氣的致病機制了。還有被氣、被騙后突然死亡或生病的病因及發病機制，盡管有多種解釋，但確切的機制是什么誰能說清？

筆者曾認為，醫學技術進步如此之快，將來還有不能治的病？然而，現實狀況并非如此，特別是在臨床一線摸爬滾打十幾年之后，才真正悟清“三年的大醫生，十年的小醫生”的深刻含義，隨著臨床經驗逐漸豐富，反而更加小心翼翼，方知醫學對人體和疾病的了解還十分有限。如雙胞胎或多胞胎的自然分娩，多是體重最小者先出生，而體重最大者后出生，這一看似簡單的自然排列，顯示了人體多么強大的功能，從大小識別、到調整出生的先后順序，再到逐漸擴大產道，為盡量縮短產程等都提供了保護機制。

人們對醫學或醫生的要求不能超越科學的限度。正如2016年11月13日，白巖松在央視新聞周刊中曾說：“我一直弄不明白一件事，醫患關系真惡化的話，究竟是醫生倒霉還是我們呢？誰假如一輩子都可以不做病人，那就繼續妖魔化醫生，如果我們對醫生的苛刻超過了醫學作為科學所能承載的范疇的時候，醫生就不敢再冒任何風險去搶救任何病人了，一切都安全第一，那將是我們生命歷程中最大的不安全。”因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現代醫學并不萬能，盡管當今科技發展迅猛，不少高端的診治措施應用于臨床，但恐怕在較長時間內（可能是永遠），臨床上還是有很多病是不能治愈的。人不可能長生不老、長生不死，生、老、病、死乃客觀規律，也是生命的必然過程，凡人概莫能外。醫學不能治愈所有疾病，醫學不能治愈每一個病人。醫學對人體和疾病的認識還很有限，而我們更不能盲目相信醫學的“無所不能”。所以，對一些現在難以治愈的絕癥，過度的救治措施或長時間應用生命維持系統，似乎成為“折騰”。重點轉移到“照料、安慰、關懷”上可能更人性化。李叔同曾提出：“小病求生，大病求死”。“小病”，是指可治之病；“大病”是指絕癥，或是導致生命質量十分低下的疾病的晚期。所以，醫學無法為疾病托底，無法為痛苦托底。目前醫學還沒這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