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愛中，戀人間為了取悅對方，常常一擲千金也在所不惜。但雙方一旦發生矛盾，提出分手，戀愛期間給付財物又反而成了雙方難以解開的煩惱。

案例一：婚戀網絡平臺相識確立戀愛關系后同居，要求認定為女方購買的金首飾作為彩禮返還

基本案情：王某（男）與崔某（女）通過某婚戀網相識并確立戀愛關系，未辦理結婚登記即同居生活。雙方共同生活期間相互轉賬、共同消費。

根據王某提交的證據，雙方同居生活期間，王某向崔某賬戶內轉款多筆。崔某向法院提交的銀行卡明細，雙方同居生活期間，使用崔某的銀行卡共同消費、共同還款，崔某亦向王某賬戶內轉款多筆及雙方的多筆日常消費。一年后，雙方解除同居關系。王某向一審法院起訴要求崔某返還購買首飾費用3萬元。

法院經審理認為，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即同居，由于雙方在共同生活期間，不分彼此、相互轉賬、共同消費，共同償還欠款，無證據認定崔某購買首飾使用了該3萬元，該3萬元不屬于彩禮的性質。法院判決駁回王某的訴訟請求。

案例二：子女解除婚約，女方母親退還聘禮后又以不當得利為由起訴男方父親要求返還

基本案情：李文某與張武某經人介紹相識，后確立戀愛關系，并舉辦定親儀式，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共給付了12萬元聘禮禮金。后李文某又同他人登記結婚。男方知道后，同女方協商解除婚約，要求退還聘禮，協商后，女方退還男方聘禮禮金12萬元。后女方母親訴至法院稱聘禮為6萬元，其受到男方一家脅迫，才退還的12萬元。

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證人證言，可以證實，為二人婚事，張某家已給付李某家聘禮禮金12萬元，后因李文某又同他人登記結婚，故雙方家庭協商解除婚約。李某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實聘禮數額為6萬元，也不能證實退還聘禮12萬元的過程中受到脅迫的事實，故李某要求張某返還不當得利12萬元的訴訟請求，證據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三：男方將自己銀行卡交于女方，女方多次大額取款，男方主張系不當得利要求返還

基本案情：陳某（男）系三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趙某（女）系某咨詢公司法定代表人。二人開始戀愛后，陳某將一張登記在其名下的理財金卡交給趙某。半年后，二人中斷戀愛關系，陳某將該理財金卡收回。同居期間，二人多次國內國外旅游，存在大額消費。期間，趙某分多次從該卡上取走154.55萬元，其中有八次單次取款超過5萬元；趙某表示，自己的咨詢公司曾為陳某名下的科技公司進行過管理咨詢，該科技公司應支付相應報酬120萬元。為此，趙某經陳某許可從其卡內取走90萬元報酬款，該款項并未辦理兩公司財務手續。陳某對此表示否認，并稱即使存在咨詢事宜，也應是兩公司之間的糾紛，不應由其支付費用。趙某稱系陳某讓其從卡內取款項用以平出國旅游購物的賬款，并非不當得利。

法院經審理認為，鑒于陳某和趙某之間是戀愛關系，雙方曾共同多次外出旅游，在生活上多有大額共同支出，在陳某自愿將理財金卡及密碼交給趙某并提供身份證用于取款的前提下，應確認趙某從理財金卡取款不屬于私自取款，而是經過陳某授權或許可的，沒有違背陳某本人的意愿，為兩人的合意行為，并非沒有合法依據；根據理財金賬號歷史明細清單上顯示，陳某收回該理財金卡后曾取款三次，這與其自稱取回該卡后未對該卡上的金額進行核實的說法相矛盾，而且在此后的一年多時間里陳某亦未向趙某主張還款。據此應確認陳某在取回理財金卡后對于卡上的金額有明確認知，并且默示同意理財金卡已經使用的事實。趙某取款的事實并非沒有合法根據，不符合不當得利的構成要件。對于雙方公司之間的咨詢費問題，法院對此不進行認定，判決駁回了陳某的訴訟請求。

專家認為，糾紛發生的原因在于——

當事人法律意識淡薄。我國婚姻法規定，結婚須男女雙方自愿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結婚登記，結婚證才是締結合法婚姻關系的唯一證明。但某些風俗卻注重以大量彩禮、鋪張的典禮儀式作為“締結婚姻”的必要條件，男方家庭往往需要花費大量金錢；先舉行婚禮后進行結婚登記現象比較普遍。

傳統思想與新觀念碰撞交叉。一方面是陳規陋俗致使婚約彩禮數額隨著攀比之風逐年抬高，另一方面是青年一代思想自由開放，在感情基礎尚未牢固的情況下就未婚同居、互贈貴重財物，“閃婚閃離”、“未婚先孕”等現象加劇 。

法理與情理相沖突，“戀人變仇人”現象多發。現實中婚戀觀念雖然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但在我國許多地區仍長期存在著“男方悔女方，彩禮不退還”的民間陋習，且該陋習往往已經在當事人心中根深蒂固，但其與司法解釋中對于彩禮的返還規定存在一定沖突，現實中“戀人變仇人”現象多發。

面對千變萬化的實務糾紛，法律規范供給不足。如前所述涉戀愛婚約財產糾紛涵蓋戀愛到結婚各個階段，糾紛涉及多種法律關系，較為復雜。而目前處理婚戀財產糾紛的法律規范僅有民法總則規定的不當得利、合同法中的贈與、婚姻法及司法解釋關于婚姻、同居、彩禮等較為簡單的規定，面對復雜的情形，法律及司法解釋內容略顯不足。

法官建議，夫妻、戀人之間對于大額經濟來往，應及時作出明確約定，避免讓物質成為“感情枷鎖”，引發矛盾和糾紛。應積極倡導婚事簡辦，摒棄借婚姻索取財物、高額彩禮等不良習俗，引導樹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戀觀。（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張科 涂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