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際非政府組織“全球碳計劃”發布的報告顯示，21世紀初，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增加超過3%；2010年以來增加趨勢有所放緩，增長率保持在年均0.9%；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預計增幅為0.6%，低于2017年的1.5%、2018年的2.1%，增速趨緩。但目前的氣候和能源政策太弱，還不足以扭轉全球排放總量不斷增加的趨勢。

“碳排放來自能源消費、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土地利用甚至是日常生活、消費等諸多方面，而這些方面的碳需求又是相當長時間內不可改變的，這就導致了二氧化碳排放趨勢呈總體增長。”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駿在2019中國氣候投融資國際研討會上說。

加強綠色投資，推廣新能源

生態環境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比2005年累計下降45.8%，相當于減排52.6億噸；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到14.3%，基本扭轉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

這要歸功于我國采取的諸多減緩二氧化碳排放增幅措施。如上海臨港海上風力發電項目投資約30億元人民幣，減少標煤17萬噸、二氧化碳4萬噸；又如大連液流電池儲能調峰電站的儲能項目與可再生能源結合，從綜合利用看，碳排放效應比化石能源發電將減少2/3以上。

“使用新能源產生的碳排放比使用煤、電等要低很多。提高能效或減少化石能源消費，就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綠色交通也能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樣的運輸量，高鐵可比公路運輸降低90%的能耗，同時也降低了相應的碳排放。”馬駿說。

“我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占全球的30%，增量占40%；電動汽車生產量、保有量占全球的50%。此外，植樹造林，增加綠化面積，增加的森林碳匯也占到全球的20%。”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說，“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我國最近20年累計節能量占到全球的58%，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貢獻。”

解振華表示，我國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節能提高能效、控制非能源活動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碳匯、加強協同控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截至2018年底，已提前兩年實現2020年應對氣候變化目標。

據測算，我國每年綠色產業投資需求超過兩萬億元人民幣，節能環保產業發展前景廣闊。

讓減排與防治大氣污染雙贏

“目前已經取得普遍共識的是，應對氣候變化與解決空氣質量問題有很強的關聯性、協同性和一致性。”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郝吉明說，從關聯性上看，兩者都是主要由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導致的，尤其與能源利用密切相關。

由此可見，很多跨行業措施可以雙贏，比如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調整、能源效率的提高、工業和交通運輸結構的轉型，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改善空氣質量方面，取得的效果是有協同性的。“特別是甲烷、黑碳、某些氫氟碳化物等短壽命的氣候變化污染物，既是空氣污染物也是氣候變化的污染物，而對于減少短壽命氣候污染物的研究和探索，今后應以更大的力度來推進。”郝吉明說。

我國應對氣候變化不僅僅以行業為“單位”，同時還在進行氣候變化適應型城市試點，呼和浩特、大連等28個城市被列為試點名單。比如深圳在過去10年里，碳排放量降低了26%，同時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均GDP已達到美國水平；城市能源和電力結構持續優化，城市能源和電力結構持續優化，核電、風電等清潔電源裝機容量占全市總裝機容量的30%；綠色建筑面積超過9544萬平方米，綠色建筑規模和密度位居全國前列；植樹造林增加全市綠化面積1136萬平方米，成為全國減排模范城市之一。

此外，應對氣候變化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更是全球行為，就如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民在聯合國氣候變化高級別會議上表示的，在2020年后實現《巴黎協定》設定的全球目標，必須在切實彌補現有缺口的基礎上，由發達國家率先行動，大幅提高行動力度、顯著提前實現碳中和的時間，形成在技術上、經濟上可行的政策路徑，做出樣板與發展中國家分享等。

對此，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中方首席顧問劉世錦建議，可在全球范圍內推廣10—20項對短期和中長期綠色發展具有明顯的經濟、社會效益的重大技術。“這樣的話，國際社會和經濟的綠色轉型，就會有實質性的成果和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