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自身職業發展考量和雇主有形無形限制，男性有假不休比較普遍，也是一大現實瓶頸，所以，為了讓育兒假真正落實，必須由法律加以強制休假。

從2019年12月到2020年2月底，各國在進行大數據盤點時發現：一些低生育率國家的生育率，又降低了！

如韓國2月底宣布：人口出生率再創歷史新低，嬰兒出生數比前一年下降了7.3%。韓國2019年總和生育率呈現歷史最低水平，每名女性平均生育0.92名子女，比2018年的平均數0.98進一步降低。

關于生育率，有一個參照系數——2.1。據聯合國推算，標準的人口替代率，即保持人口數量穩定的生育率為2.1，意味著同一代女性所生育子女的數量恰好足夠替代女性本身及其伴侶，同時考慮男孩多于女孩、女孩可能夭折等因素。

眾所周知，作為世界第11大經濟體，韓國政府為提升生育率做了很多努力：在資金上，自2006年以來已經投入185萬億韓元——約合1520億美元，鼓勵生育。

可是，對于政府的這些投入，韓國女工協會在一份聲明中說：“政府的政策是基于這樣一種簡單化的成見，即‘如果我們多給錢，人們就會多生孩子’。”該協會還表示，首爾應該首先解決婦女“在職場遭受的殘酷的性別歧視以及工作和家務的雙重負擔”。

這份聲明揭示了一個問題——職場和社會對生育率的支持不到位。

在韓國最新生育率報出之后，媒體采訪韓國女性，電腦工程師金裕美說：未婚女性在職場上往往會被問，“以后結婚了還會繼續工作嗎”？已婚女性又會被問“生了孩子之后還會繼續工作嗎”？

韓國女性家族部前長官鄭賢伯說：“在這種不平等的環境下，年輕女性當然會選擇事業，而非結婚生子。”

韓國婦女戲稱現在的局面是“生育罷工”。“罷工”的原因有撫養孩子的費用、年輕人的高失業率、長時間加班、托兒場所有限以及職業婦女生育后事業受到影響等。

在韓國，男權統治的價值觀仍然根深蒂固：據一項政府調查顯示，近85%的韓國男性支持女性外出工作，但在被問及是否支持自己的妻子工作時，這一比例驟降到47%。韓國社會文化對女性家務勞動有著更多要求。

生育率持續走低，不僅困擾韓國，而是全世界的問題。英國、俄羅斯、匈牙利、日本、芬蘭……諸多國家深陷其中。所以，從去年年底至今年2月，各國紛紛放出許多花樣大招。

總結起來，一個思路，還是多多出錢給家庭解決育兒負擔，比如，英國下調央行基準利率，減輕民眾房貸壓力；俄羅斯提高生育二胎“母親基金”；匈牙利免費提供試管嬰兒技術；日本少子化擔當相衛建議給多孩家庭更多補助等。另一個思路是，延長育兒假，鼓勵男性共擔育兒。芬蘭政府宣布，計劃給新手爸爸跟新手媽媽數量相等的有薪假，讓新手爸爸的陪產假幾乎翻了一倍，增至7個月。

據了解，瑞典及冰島等其他國家在給父親更多假期后，出生率都有所提升。

就韓國來說，第一，在繼續增加資金投入情況下，可以著重在共同育兒上下功夫，給予男性長時間帶薪育兒假。共同育兒既是觀念轉變，也是具體行動。希望通過共同育兒，促使韓國男性樹立女性經濟獨立更有利于女性發展，更有利于社會發展的觀念，支持女性延續職業生涯。通過共同育兒，減輕韓國女性沉重的家務負擔，給女性職業發展騰出時間。

為了使育兒假發揮作用，不能由男性自己選擇。出于自身職業發展考量和雇主有形無形限制，男性有假不休比較普遍，也是一大現實瓶頸，所以，為了讓育兒假真正落實，必須由法律加以強制休假。

強制男性休育兒假已經有了嘗試。一家日本公司要求家中有不滿2歲子女的男性員工每年必須休一個月的育兒假，在家帶孩子做家務，并將育兒假放到了上司們的考核中，清除男員工休育兒假的最大阻礙。

第二，雇主應為女性創造良好的職業發展環境，為女性提供更長時間的帶薪產假、育兒假；為生育女性提供更好的返崗培訓；鼓勵男性積極休育兒假；提供彈性靈活工作方式；提供育兒設施、哺乳設施等。

第三，政府應繼續通過就業、住房、男女平等等方面的結構改革，創造鼓勵國民養育子女的社會氛圍，從工作崗位、保育、教育、居住、醫療等各個領域著手改變民眾生活，鼓勵生育。

第四，創立和落實好獎懲措施，對侵犯女性權益和阻撓男性休產假的雇主，予以懲戒，對支持生育后女性職業發展的雇主，女性就業比例高的雇主，鼓勵男性休育兒假的雇主，政府給予稅收等方面的獎勵。

如果上述種種能落到實處，至少女性不需要做艱難的選擇時，生育環境才開始進入改善的道路上來。（何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