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段時間，中國醫師協會原會長張雁靈再次拾起這本書——《逼近的瘟疫》。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作家兼記者勞里·加勒特，她是“普利策獎”獲得者，同時是一位公共衛生專業出身、全球著名的防疫專家。她在書中記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病毒給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公共衛生帶來的極大挑戰。

在2020年1月“逆行武漢“去指導武漢蔡甸火神山醫院建設后，張雁靈會長再讀這本書，有了更加深刻的體會。“時光十七年，華夏山河變，抗非精神在，再現小湯山！”

1月25日，大年初一早上，17年前曾任小湯山“非典”醫院院長的張雁靈教授，奉命緊急趕赴武漢，前去指導武漢蔡甸火神山醫院建設。在乘坐高鐵赴漢路上，一首《去武漢路上》仿佛將時光倒回了17年前那場“人類”與“病毒”生死較量的時光。

“人類發展至今，除了戰爭、自然災害，遭遇過最大的危機就是一次次的病毒和傳染病。它們是人類要繼續生存和發展必須跨越的坎，也是讓人類一次次付出沉重代價的血的教訓。”這是多次身赴抗疫一線張雁靈會長的切身感悟，也是他對“人類”與“病毒”之間關系的深切擔憂。

三對關系談病毒與人類的歷史

《逼近的瘟疫》的勞里·加勒特作為公共衛生專業出身、全球著名的防疫專家，對埃博拉、SARS等大型傳染病和公共健康危機有著深度研究。恰是在讀完此書之后，張雁靈會長在結合自身經歷的同時，從一個更加廣闊的角度理解“病毒”與“人類”之間復雜而獨特的關系。

“第一對關系，便是人類與病毒‘共生共存’。”張雁靈會長認為，人類始終處在食物鏈之中，吃也被吃，疫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病毒微小、古老而廣泛地存在著，就目前的了解看，病毒的種類和數量應該遠遠超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體。在漫長的地球歷史中，病毒在不同的物種之間傳遞基因，對所有生命的演化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人類對病毒的了解還很不夠，微生物數量巨大，根本不可能消滅，更何況，病毒、細菌也不全是有毒有害的，人類身體中就有許多微生物，離開它們人類無法生存，因此，人類不需要將病毒和微生物當敵人，應該與之和諧共存。

“第二對關系，大疫與現代化‘不破不立’。”張雁靈會長認為,伴隨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人們大量涌入城市，傳染病爆發的威脅無時不在。人們逐漸發現，城市的某些居住方式、生活習慣和空氣污染等，也為傳染病流行提供了可能。比如，密閉的空調或空氣循環系統容易傳播疾病，美國1976年軍團病疫情就是空調導致；比如，下水道系統設計缺陷也可能導致病毒氣溶膠傳播，香港2003年“淘大花園”1個小區出現了300多名SARS感染者，下水管道就是傳染鏈條中的一環，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人的素質得到提升，城市現代化水平得到發展。

“第三對關系，傳染病與戰爭‘結伴而行’。”作為會長的張雁靈將軍，很早就研究過此問題。他認為，病毒與戰爭是孿生兄弟，常結伴而行。一方面，疾病對戰爭產生重大影響，兵潰于病，因為疾病改變戰爭進程進而改變歷史的案例不勝枚舉；另一方面，戰爭也會引發瘟疫和其他傳染病，血流成河，尸橫遍野，最容易使瘟疫流行。

大疫為全世界上了一堂病毒科普課

“顯然這次疫情，給全世界人民上了一堂最直接的傳染病和病毒的科普課程。”面對這場突發的疫情，張雁靈會長深刻的認識到，雖然人類無法預知意外發生，但應該提前為意外的發生做好準備。

他認為，應對傳染病，可分為連續的四個階段即預防、準備、反應、恢復。“預防”就是在要在制度設計中，提前安排公共衛生的內容，要確定公共衛生管理體系的組織架構，制定好各類預案；“準備”是假設城市已經爆發大規模的傳染病危機，需要構建一個城市應急管理體系，做到遏制擴散；“反應”就是準確根據傳染病爆發的具體情況進行應對；“恢復”就是傳染病危機平息之后，城市應逐步恢復經濟、社會和文化活動。雖然不同地方的情況、條件都不同，但預防、準備、反應、恢復的大體路徑是相同的。按這樣的路徑一次次嘗試、總結、糾偏，循環往復、不斷適應，才有可能大敵當前冷靜面對。

同時，這次大疫也為人類帶來了深刻啟示和思考。他總結到，首先，重視公共衛生就是重視國家安全。公衛事件不僅是衛生行業的事，更是政府和全社會的事，公共衛生安全是國家的最大安全，公共安全要從對公眾進行公共衛生教育入手，要從培養國民健康良好素養入手，只有這樣面對大疫才能減少恐懼，從容應對，降低綜合成本。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世界大考。在世界多種抗疫模式中，目前，中國模式受到了多國肯定，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經受住了大考，也贏得了大考，但中國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所以中國要不斷吸取失敗教訓從而成長起來。

最后，要進一步關心愛護醫務人員，提升他們的地位和作用。在打贏這場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中，醫務人員是一個特殊的英雄群體，對這個群體，要給予給更多的關心和愛護，因為他們是國家安全、民族安全和人民安全的鋼鐵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