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

自20世紀70年代提出以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逐漸應用到包括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兒童虐待、人口販運、戰俘等很多現象的分析中。在《以愛求生》一書中，迪伊·格雷厄姆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一詞，以此對父權制進行了分析。“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揭示了權力與情感之間的隱秘聯系，也讓我們看到不對等的權力關系所具有的復雜的表現形式，以及反對不對等權力關系的艱巨性。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源于發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起綁架案。1973年某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搶劫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后，劫持了四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警方與劫匪持續對峙了6天，其間綁匪威脅人質性命，也對他們表現出一些善意和關照。令人不解的是，四名人質被解救后，卻對綁匪產生了憐憫的感情，他們拒絕指控綁匪，并對警察持敵對態度，其中一名女職員還愛上了一名綁匪并在綁匪服刑期間與之結婚。這件事情激起了媒體和研究者的興趣，研究者認為四名人質與綁匪產生感情，是一種認知紊亂的表現，在面對死亡威脅的情境下，人質為了求得生存，與綁匪之間形成了一種順從、忠誠的感情，并將其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自提出以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得到極大關注，其使用范圍也不斷擴大，漸漸用于解釋受暴婦女、受性侵和虐待的兒童、人口販運等問題，也用于解釋性別關系、種族關系等群體性政治，乃至用于解釋國際關系。與之相應，對“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質疑和批評也一直存在。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內涵與應用

在精神病學和犯罪學的分析中，“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源于人質與綁匪面對面的接觸中，綁匪掌握對人質的生殺大權，使人質產生了極度恐懼，處于極度無助、無力和屈服的地位，看不到逃跑和生還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綁匪所表現出的微小善意，甚至只是不毆打、虐待、強奸人質，就會贏得人質的好感。人質會對綁匪產生正向情感，對綁匪的立場產生認同，并會對警察等權威機構產生敵對情緒。“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表現是雙向的，綁匪也會對人質產生好感，這被稱為“利馬綜合癥”。

在心理學的分析中，“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源于一種求生的本能，早期研究者斯特倫茨認為，受害者的求生欲望比對施害者的痛恨更為強烈，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產生的情感聯系，是在壓力條件下，自我的一種防御機制。塞西莉亞的研究則認為，這種情況在女性身上更易出現。針對“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上述特點，在心理學上也存在相應的精神或心理咨詢，即幫助患者意識到他們的行為和感受源自人類遺傳的生存技能，幫助受害者恢復正常的生活狀態，減少他們受求生壓力驅動的行為傾向。

自20世紀70年代提出以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備受醫生、研究人員、犯罪學專家、律師和媒體的青睞，被逐漸應用到包括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兒童虐待、人口販運、戰俘、恐怖主義、邪教、奴隸和妓女等很多群體的分析中。邁克爾·阿道揚等人對“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一詞應用的擴展過程進行了研究，發現：1970～1980年代，“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僅應用于綁架和劫持事件中，1980～1990年代，“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應用范圍有了擴展。通過將“斯德哥爾摩綜合征”與“不對等的權力關系會產生錯誤的情感聯結”這一觀點相連，研究者逐漸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不僅存在于劫持事件中，而是存在于一系列權力不對等的關系中。在1994年出版的《以愛求生——性恐懼、男性暴力與女性生活》一書中，迪伊·格雷厄姆進一步擴展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應用范圍，不僅用其來指代個體行為，更用其來解釋“女性氣質”這一群體行為。在這一基礎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又用于解釋種族關系、國際關系和全球沖突等更大范圍的研究中。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與性別權力分析

《以愛求生——性恐懼、男性暴力與女性生活》一書，是將“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應用于考察性別權力關系的重要著作。作者迪伊·格雷厄姆認為，在父權制下，男性的主導性權力使得女性一直生活在不被察覺的恐懼中，女性要時刻擔心強奸等暴力的發生，也時刻害怕會惹得男性不悅。女性心理實際是在脅迫下所呈現的心理狀態，是對男性暴力的恐懼之下的心理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女性常常努力取悅男性，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以順從和犧牲為特點的女性氣質。女性氣質中包含了一系列取悅男性的行為，這與其屈從性地位有關，實質上是一種求生策略。

將女性的劣勢地位歸因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這一觀點看起來仍像是在“責備受害者”，實際上，迪伊·格雷厄姆也并未止步于此。迪伊·格雷厄姆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斯德哥爾摩綜合征”（Societal Stockholm Syndrome）一詞，轉而將取悅型女性氣質的根源轉向了對父權制的分析和批評。在此基礎上，迪伊·格雷厄姆也提出“社會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在所有壓迫性的群體關系中都存在。

《以愛求生》一書出版后引發極大關注，有論者認為這本書是“20世紀女性心理學領域最重要的著作，闡釋了包括受暴女性在內的每一位女性的經驗”。這本書也為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提供了答案，這些問題包括“為什么遭受暴力的女性難以離開施暴者？”“為什么有些女性比男性更能接受男尊女卑的觀念？”“為什么女性總是害怕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不支持女性成為領導者？”“為什么霸道總裁愛上我的戲碼總能擁有市場？”。

圍繞“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質疑與批評

盡管有不少案例印證著“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存在，但其也一直飽受質疑。其中，最大的困惑在于“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是不是真的存在？既有資料表明，“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在所有劫持事件中所占的比例是很低的，根據2007年聯邦調查局執法公告，只有不到5%的綁架受害者會發展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特征。至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作為一個醫學概念也未得到權威認可。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診斷精神疾病的權威指導《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從來沒有收錄過“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此外，“斯德哥爾摩綜合征”這個概念使用的不斷泛化，也飽受質疑。邁克爾·阿道揚等人認為這是醫學話語過度擴張的結果，將受害者貼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標簽，意味著人們對異見的排斥，也是對受害者主體性和主觀感受的貶低。

在筆者看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之所以引發強烈關注，是因為其揭示了權力與情感之間的隱秘聯系，也讓我們看到不對等的權力關系所具有的復雜的表現形式，以及反對不對等權力關系的艱巨性。這一概念發展至今，其作為一個醫學概念的有效性需要做進一步考察，但不失為洞察權力關系的一個有力的理論視角和分析工具。（劉天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