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修武委員一刻都沒停歇過。

　　從2月8日奔赴武漢抗疫一線，到4月16日圓滿完成任務后隨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回撤，回到重慶繼續與團隊討論新冠肺炎病例的最后診斷，深入研究病理機制，再到來京參加全國兩會……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線，中國科學院院士、陸軍軍醫大學西南醫院病理科主任、全軍臨床病理學研究所所長卞修武帶領著他的“病理戰疫隊”，完成了40例患者遺體解剖病理診斷和深入研究工作，建立了目前已知范圍內全世界數量最多、病理數據最齊全的首個新冠肺炎病理樣本與信息庫，并牽頭總結國內總共91例新冠肺炎解剖的診斷和研究成果，填補新冠肺炎診療規范中病理學內容的空白。

　　建國內首個生物安全級尸檢方艙和“戰地”病理科

　　遺體病理解剖是全面揭開新冠肺炎“真面目”的最直接手段，是實現其“最后診斷”的唯一途徑。在卞修武的手機屏保上，一直保留著他們團隊首次發現和報道的肺內新冠病毒的“真面目”——肺部特征性病變和電鏡下的肺內新冠病毒。

　　“病理即疾病發生發展和結局的原理。”卞修武表示，病理解剖就類似“偵察兵”，病理診斷就像臨床醫生的“眼睛”。由解剖獲得的新冠肺炎病理研究結果，對于認識新冠肺炎的病理改變和本質、揭示發生機制和發展規律、完善臨床診治方案，都有重大幫助，并能從根本上尋找新冠肺炎的致病和致死原因，給臨床救治危重癥患者提供依據。

　　疫情暴發伊始，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他，1月份就通過全國政協委員“履職平臺”等途徑提出開展新冠肺炎尸檢工作的建議方案，并被國家采納。2月初，卞修武主動請纓，獲準后他立即和擅長穿刺工作的影像學專家到達武漢，成為軍事醫學專家組成員。

　　傳染病尸檢工作的特點可以概括為，“臟、累、險、嚴、慎、隱”，其中如何防控其傳染性是難點。疫情下的武漢，沒有符合要求的尸檢室和配套設施，卞修武克服重重困難，從全國各地緊急籌措，“3天集成負壓尸檢方艙”“兩天建立紅區病理科”“兩小時獲批尸檢機構資質”，在移動手術方艙基礎上，在火神山醫院建了首個符合負壓過濾的生物安全尸檢方艙和病理制樣與診斷室（病理科）。

　　建議建立病理樣本庫 加強病理平臺建設

　　“病理解剖是直接觸摸病毒，而且是活病毒，危險性不亞于甚至超過ICU（重癥監護病房）。”卞修武說，但他們沒人退縮。他清楚地記得，在武漢進行的第一例解剖是在2月18日夜，整個過程持續了3個多小時。初春的寒夜，他們防護服內的衣服全部濕透。

　　卞修武帶領來自全國各科研院所的病理學團隊，與病毒進行“殊死搏斗”，先后完成40例患者遺體解剖（包括全身系統解剖和局部穿刺“微創解剖”）病理診斷和深入研究工作，牽頭組織制定了新冠肺炎尸檢方案，形成疫情期間全國病理科工作指南等系列規范和共識。

　　卞修武說：“我在病理解剖公報中，總結這次疫情中全國系統尸檢和穿刺共91例，是在全世界第一次把這個病的病理變化寫成共識，進入診療方案，向世界衛生組織（WHO）推薦。”

　　卞修武表示，通過本次疫情中的尸檢工作和病理學研究，積累了一系列生物安全條件下的病理平臺診斷體系構建經驗，同時也暴露了我國病理學發展中多年積累下來的一些短板。這次全國兩會，他從國家生物安全角度、我國病理學發展建設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提案。

　　他建議建立國家級新冠肺炎病理樣本庫，使這類重大新發傳染病樣本資源得到安全、科學、規范、充分利用，深入開展新冠肺炎研究；加強對涉及生物安全、國家社會組織經濟利益的重要研究資源和成果的樣本信息采集、整理和保護，并共享和交流；從國家安全和醫學發展層面，要加強病理平臺建設，完善遺體捐獻和尸體解剖法規。

　　同時，他還提出成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理學專家委員會”，進一步總結和推動形成新冠肺炎病理學國際共識和診斷指南；在尸檢結果和重要發現方面要集中發出中國聲音，體現新冠肺炎防控方面病理工作的國家行動；以尸檢發現為基礎，結合臨床科學問題，加強新冠肺炎的病理學等基礎醫學研究，更好地指導臨床實踐。（本報記者 雍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