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抗疫情為重還是保經濟優先，是世界各國都面臨的艱難選擇。事實證明，中國在控制疫情和恢復經濟之間找到了合理平衡點，既保護了公民健康，又實現了經濟增長，成為全球典范。“疫情期間，我們國家采取了嚴格的防控政策，在抗疫和發展經濟之間更側重疫情防控，暫緩恢復生產，短期來看可以說為抗疫付出了較高的經濟代價，但從長期來看，正是因為我們沒有馬上恢復生產，承擔了一部分經濟上的損失，嚴格控制疫情，才能在最短時間內將疫情控制住。中國幾乎是目前全球唯一經濟增長的國家。因此可以說，中國采取的策略是成功的。”中國社會心理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俊秀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說。

　　“在疫情肆虐的當下作出正確的選擇，其實是個難題。”王俊秀說，“比如美國、歐洲都選擇了相對寬松的防控政策，不那么嚴格地控制疫情。因為要做到防控萬無一失，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經濟成本就會很高。但是現在看來，如果疫情長期得不到有效控制，經濟成本可能更高。”

　　此外，在制定疫情防控政策時，個體對政策的接受度也是政府需要考慮的問題。疫情期間，在復工復產問題被反復討論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做了一項問卷調查——“疫情中的社會心態調查”，讓民眾在上班與居家隔離之間作出選擇——愿意為工作承擔多大的感染風險。調查結果是，60%-70%的人選擇零風險，部分人選擇能接受的風險是1%，所有人的選擇都是低于5%。“而我們國家的防控政策就是要做到沒有風險，這與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深得民心，得到了民眾的支持。”王俊秀說。

　　王俊秀觀察到，由于疫情整體得到了控制，現在，人們的心態已經普遍松弛下來，“雖然還保留著戴口罩等習慣，但已沒有了之前緊張的狀態。尤其是看到北京、大連、青島等部分地區疫情出現小幅度反彈后都很快得到了控制，民眾不再擔心疫情會再次大規模暴發，所以也沒有了疫情最初暴發時的那種恐懼。典型的例子就是國慶長假期間，去外地游玩的人非常多，這說明大家心里的警覺性已經減弱了。這其實是一個好現象，因為人不能長期在緊張的狀態下生活，否則會導致心理健康出現問題。現階段，在抗疫和恢復經濟民生之間，老百姓已經作出了新的選擇，把側重點放在了生活上，感覺對疫情防控保持一定警覺可能就夠了。”

　　“疫情中的社會心態調查”數據顯示，疫情發生的最初3個月，中國民眾心理經歷了從“不太重視”到“恐懼焦慮”到“理性回歸”的曲線變化。王俊秀團隊在調查研究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結論，他將其總結為“三信模型”，即信息、信任與信心的關系模型。“其中處于最核心位置的是信息。信息可以提高信任，信任會增強信心。”王俊秀向記者解釋說，信息來源有兩個：一是官方渠道；二是社交媒體。官方信息渠道不暢時，社交媒體上的“小道消息”就會泛濫，人們的恐懼情緒也會增長。相反，如果官方及時、透明地公開疫情信息，人們對政府、機構以及彼此的信任度就會提升，對國家疫情防控政策也會有信心。“這個發現不僅對此次疫情，對今后類似的公共事件都有意義”。

　　王俊秀指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應對方面，我國面臨著與2002年年底出現的SARS疫情相似的問題。總結SARS防控經驗時，“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防控策略，此次疫情中，“四早”原則更是得到國家層面的重申和反復強調。為什么“四早”原則在此次疫情初期的應急響應中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呢？王俊秀認為，根源在于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響應機制存在問題。他說，反思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應急響應和防控過程，可以發現，被認為行之有效的“四早”原則在針對疫情病例層面確實發揮著決定性作用。疫情防控的“早發現、早報告”至關重要，直接決定著能不能做到“早隔離、早治療”。針對這次疫情采取的測體溫、流行病學調查、核酸檢測等手段，對及時發現人群中存在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疑似病例和病毒攜帶者、及早隔離、及早治療、避免疫情進一步擴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疫情的防控機制應該是在更為宏觀的層面，疫情的“早發現”不只是醫院門診診斷，而應該是綜合的疫情風險判斷；疫情的“早報告”不僅是醫療系統對傳染病例的報告，還應該包括對疫情信息的報告。病例層面的“四早”基本上是技術層面的原則，并不能完全適用于疫情防控的機制層面。因此，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的關鍵是建立有效的風險應對機制，這一機制不僅要讓醫療部門、疾控部門、應急管理部門、各級政府能夠有效協同，也要調動個體、家庭、社區、社會組織等各方面力量，形成一個風險應對的共同體。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夏瑾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