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心臟驟停的患者能否搶救成功，一方面要看搶救是否及時，另一方面要看有沒有使用AED。沒有使用自動體外除顫器的心肺復蘇，搶救成功率極低。

　　——賈大成 北京急救中心資深急救專家

　　◎本報記者 代小佩

　　2020年歐洲杯開賽不久，就發生了驚險一幕。

　　北京時間6月13日，丹麥對戰芬蘭。在沒有發生對抗的情況下，29歲的丹麥著名球員“愛神”埃里克森突發昏厥，當場倒地。隊醫迅速使用AED（自動體外除顫器）等設備進行心肺復蘇急救。最終，埃里克森成功恢復意識。

　　6月27日的消息稱，埃里克森已成功接受植入心臟除顫器并順利出院。“埃里克森心臟驟停幸運獲救，這不僅要感謝他的隊友們、裁判和急救人員，也要感謝AED！”北京急救中心資深急救專家賈大成說。

　　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救命神器”

　　AED是一種便攜式醫療設備，可以通過電擊除顫挽救心臟驟停患者的生命，是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救命神器”。

　　心源性猝死是由于各種心臟原因所致的突然死亡。據統計，我國每年發生心源性猝死的患者約為54.4萬人。有研究指出，當患者發生心臟驟停時，搶救時機非常重要，搶救時間每延遲1分鐘，其生存率會降低7%—10%。在正常室溫下，心臟驟停4分鐘后腦細胞就會出現不可逆轉的損害，如果心臟驟停時間在10分鐘以上，即使病人被搶救過來，也可能導致腦死亡。

　　心臟驟停多發生在院外的公共場所，其高發地點主要有公共運動場所、交通樞紐（機場、火車站、地鐵站）、大型購物中心和工廠等。因此，2015年美國心臟協會強調，早期呼救、早期實施高質量的心肺復蘇（CPR）、早期進行AED除顫等急救措施對提高院外心臟驟停患者的存活率十分重要。

　　5月24日，一名乘客在北京地鐵9號線北京西站昏倒，在急救階段，車站工作人員使用站內配置的AED，與醫護人員一起成功救助了該名乘客。

　　在北京急救中心一線工作了30年的賈大成說：“發生心臟驟停的患者能否搶救成功，一方面要看搶救是否及時，另一方面要看有沒有使用AED。沒有使用AED的心肺復蘇，搶救成功率極低。”

　　“包括心源性猝死在內的急癥中，70%發生在家庭，建議每個家庭至少要有1－2人學會急救，而社區等場所都應配備AED。”賈大成建議。

　　上海光電醫用電子儀器有限公司公共急救事業部部長竺璐從2014年開始從事AED的培訓和推廣工作。他強調，AED最大的特點就是操作簡單、安全、有效，稍加培訓即可上手。

　　自主研發產品撐起國內市場“半邊天”

　　制造AED的公司主要有美國的菲康、ZOLL，荷蘭的飛利浦，日本的光電等。長期以來，我國AED依賴進口，國外AED設備企業占據了中國AED的主要市場份額。國產設備問世之前，每臺AED售價4萬元以上，客觀上加大了我國AED的普及難度。

　　為突破困境，盡快打造完全屬于我國獨立自主知識產權的AED設備，2013年，科技部正式立項，將AED項目列為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并將“大孔雀”項目落戶深圳邁瑞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邁瑞）。

　　2013年，邁瑞發布了一款雙相波AED產品BeneHeartD1，填補了中國AED領域多項技術空白，成功突破了由1000多項專利樹立起來的國際“技術壁壘”封鎖，是我國第一臺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AED。之后，邁瑞多個系列AED產品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隨著邁瑞、久心醫療等國產AED的替代之路走通，國內AED價格大幅下降。

　　今年2月，華創證券發布報告，預計邁瑞AED市場占有率將在5年內達到40%以上。

　　“總體來看，自主研發的國產AED估計已占據國內市場一半以上的份額。”竺璐表示，“國家對AED國產化相當重視，政府采購就是瞄準國產AED。”

　　新思界產業研究中心的AED研究報告顯示，近年來，我國AED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國內市場規模在2010年僅有約1億元，但在2018年后已突破10億元。

　　不過，由于國內市場起步較晚，部分技術尚未發展成熟，導致國內AED水平整體落后于發達國家。專家表示，盡管目前國內一些企業已完成AED的自主研發和國產化，但研發成本高、品牌影響不夠大，要給企業帶來明顯營收增長還需要進一步開拓市場和提升性價比。

　　“國內AED市場并沒有飽和，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竺璐坦言，“有數據顯示，目前，美國每10萬人配置AED317臺，日本這一數據為555臺，而中國不足2臺，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非常大差距。”

　　“AED地圖”構建立體化院前急救信息系統

　　最忙碌的那一天，竺璐一共做了8場AED使用的培訓，每場至少1個半小時。

　　“我明顯感覺到，普及AED的路越來越好走。”回想最初推廣AED被拒之門外的經歷，竺璐感慨，“我現在對AED普及事業的信心很足。”

　　在竺璐看來，AED培訓的需求量增加得益于三點：一是國家更加重視公共場所急救設備配備，將其納入政策法規；二是越來越多的場所開始主動配備AED；三是公眾主動參與公共急救的意識逐漸增強。

　　《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明確提出，要完善公共場所急救設施配備標準，在人員密集場所配備急救藥品、器材和設施。該行動還將“積極參加逃生與急救培訓，學會基本逃生技能與急救技能”寫入目標，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取得急救培訓證書的人員分別達到1%和3%”，按照師生1∶50的比例對中小學教職人員進行急救員公益培訓。

　　近年來，我國在主要城市的大型交通樞紐及人流密集型場所陸續開展AED配置工作，深圳、上海等城市的AED配備工作走在全國前列。

　　去年10月27日起，北京啟動軌道交通車站配置AED工作。預計2022年底，北京市所有軌道交通車站將實現AED全覆蓋，一線站務人員培訓取證率達80%以上。去年年底，云南省公共場所心臟急救設施配備工程AED采購項目公開采購了4800臺AED。

　　“一些企事業單位和高校主動購買AED并邀請我們去做培訓。另外，很多普通老百姓也主動報名參加我們的AED培訓課程。”竺璐說。

　　除了加大配置力度，AED使用的相關配套措施也在不斷跟進。“AED地圖”的發布是“互聯網+急救”邁出的第一步。2016年12月，騰訊公司與中國紅十字基金會，聯合數據合作伙伴共同發布了“AED地圖”服務。通過將精準的地圖位置納入院前醫療急救體系，探索構建立體化城市院前急救信息系統。

　　為了免除急救人員的后顧之憂，我國今年1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第184條規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杭州在出臺的AED管理辦法中，也加入了“好心人條款”。

　　中日友好醫院外科重癥醫學科副主任段軍認為，要創造社會支持、法律支持、輿論支持的急救環境，讓會做心肺復蘇術的人在關鍵時刻敢于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