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巖松：還有20天，2021年就要跟我們說再見了，它同時也在提醒我們，人類與新冠病毒的拉鋸戰已經兩年了，新冠病毒讓人討厭的不僅僅是它自身，還有它帶來的方方面面的影響。本周一，世界衛生組織發布報告，受新冠疫情影響，去年全球瘧疾的診出率下降了4.3%，撒哈拉以南非洲瘧疾死亡人數增加了13%。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表示，如果不加快行動，這種疾病很快會在全球許多地方卷土重來。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今年的6月30號，世衛組織才剛剛認證，中國已經正式消除了瘧疾，從最高峰時候的3000萬人患病，到現在本土是零報告，我們是如何消除了瘧疾？在抗擊新冠病毒的此時此刻，中國消除瘧疾，又提供了哪些經驗？《新聞周刊》本周視點關注：在中國被消除的傳染病。

　　云南蚊類志，志在無“瘧”

　　云南省寄生蟲防治所蚊蟲專家 董學書：畫蚊子它不是畫圖畫，也不是寫生、美術，就是照著蚊子的樣子畫。有哪些構造、有哪些部位、重要的特點在什么地方？畫出來以后人家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這種蚊子，每一種蚊子之間區別很小，一般用照相是照不出來的。

　　提起畫蚊子，86歲的董學書總有說不完的話。他是云南省寄生蟲病防治所的退休專家。從23歲開始，就一直與瘧疾的主要傳播媒介——蚊子“打交道”。

　　云南省寄生蟲防治所蚊蟲專家 董學書：我是1953年貴陽醫學院傳染病昆蟲專業畢業的，畢業以后，我就分在云南省防疫站。那個時候因為邊疆的瘧疾流行非常嚴重，到西雙版納的勐海縣，好多房子都荒蕪了。所謂的青年人、壯年人很少有超過一米六的，都是一米五、一米四。瘧疾發熱以后，尤其是我們叫作血液病的，脾臟就腫大，小孩子肚子都很大的。

　　20世紀四五十年代，我國約4.5億人口中，3.5億以上受到瘧疾威脅，每年有30多萬人因瘧疾死亡。全國除青藏高原外，幾乎全都流行過瘧疾。這種病由于發病時病人會高燒、發冷，全身打戰，因此又被稱作“打擺子”。瘧疾由“瘧原蟲”寄生引起，蚊子在吸取瘧疾病人血液時，會感染瘧原蟲，它再次吸血時，就會把瘧原蟲注射給另一個人。當時國內醫學界只知道瘧疾是由按蚊傳播，而濕熱的云南卻滋生著300多種蚊子。揪出哪一個是罪魁禍首，是董學書和伙伴們最迫切的任務。

　　云南省寄生蟲防治所蚊蟲專家 董學書：那個時候的設備很簡單，抓成蚊。有一種吸蚊管，就把它吸進來，麻醉以后，就開始把它解剖。從蚊子脖子里面把唾液腺拿出來，然后在顯微鏡下看看有沒有瘧原蟲。假如有了就證明這個蚊子就是傳播瘧疾的，按蚊，光勐海也有幾十種，都拿來解剖了。大概將近一個半月，就發現了我們現在說的微小按蚊。

　　當時，與董學書一起工作的只有五六個同事。確定微小按蚊是傳染媒介后，他們開始尋找、排查微小按蚊生長的水池，發動村民撒藥，殺死它的幼蟲。村民居住的竹樓，牲畜的棚舍也都噴灑了專門的殺蟲劑。他們還要勸說沒有患病的村民，服用針對的預防藥物。兩年多以后，勐海的瘧疾逐漸控制了下來。

　　云南省寄生蟲防治所蚊蟲專家 董學書：瘧疾流行的地方大家都要吃藥。白天老百姓要上山去采茶，他們不會在家，所以我們的工作要在晚上開展，你不住在那個寨子里是搞不成工作的。我們下鄉，就是扁擔一頭挑點自己簡單的行李，換洗的衣服，另一頭挑一個顯微鏡，那個時候沒有什么交通工具。

　　勐海縣工作十年后，1967年，國家啟動了“523項目”，在70年代發現了青蒿素，成為當今最有效的抗瘧藥物核心化合物。同時，全國多地也在推廣懸掛浸過藥物的蚊帳，作為控制瘧疾的主要措施，發病率開始大幅降低。2010年以來，逐步確立了“137”策略：即發現病例1天之內上報；3天內完成調查；7天內采取滅蚊等措施，確保疫情不蔓延。在連續4年沒有出現本土病例之后，今年6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調查認為，中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及時有效的瘧疾監測體系，能夠控制瘧疾再次傳播，頒發了無瘧疾認證。

　　云南省寄生蟲防治所蚊蟲專家 董學書：聽到以后，我們好幾個人心情非常激動，流下了眼淚。我23歲時就來了，現在瘧疾消除了，我86歲了。我現在工作的一個部分就是教學，另一部分是對一些資料進行整理。《云南蚊類志》上下卷有3000多幅圖，我畫了5年多的時間才畫完，掌握蚊蟲的一些基本知識，對以后的疾病控制是比較重要的。

　　白巖松：提到外防輸入，大家馬上會想到北到滿洲里，南到瑞麗的防疫挑戰。其實，即便中國已經認證消除了瘧疾，也依然需要外防輸入，畢竟在2011到2019年期間，緬甸每年就有近5000名瘧疾病例輸入中國，一度是中國境外輸入瘧疾病例的最大來源國。傳染病就是這樣，光我們自己消除了它不行，還要幫助別人也消除瘧疾，才能真的治本。其實，圍繞這一點，30年前就有人開始行動了。

　　防止邊境輸入，他選擇經驗輸出

　　周一2例、周三1例、周四5例，本周，云南瑞麗等邊境地區的新冠本土病例仍時有出現。自從去年9月，瑞麗首次因疫情啟動全員核酸檢測以來，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這座邊境線長達160多公里的城市，一直面臨著疫情境外輸入的風險。三面與緬甸山水相連、村寨相望，在跨境人員往來頻繁的當地，任何傳染性疾病都有可能在不經意間沖破國境的防線，瘧疾防控，就曾是邊境防控的一大挑戰。

　　健康扶貧行動云南代表處首席代表 張軍：我們瘧疾防控行業有一句話，叫中國瘧疾看云南，云南瘧疾看邊境，邊境瘧疾看緬北。那到了瘧疾消除階段，其實是很困難的，就是輸入性瘧疾的壓力，蚊子它不分國界，帶著這樣的病菌、寄生蟲馬上就過來了。從全球衛生這個角度來講，其實疾病真的是沒有國界的。

　　畢業于中國醫科大學，1985年進入原衛生部工作，張軍見證了改革開放后中國寄生蟲病防治水平的提升，也因工作契機了解到，彼時，鄰國緬甸的瘧疾防控形勢嚴峻。30年前，張軍辭去“鐵飯碗”，正式以公益人的身份，進入醫療衛生水平落后的緬甸北部地區，組建團隊幫助當地人抗擊瘧疾。

　　健康扶貧行動云南代表處首席代表 張軍：到了緬北，當時我走了好幾個月，去訪問當地老百姓的健康狀況和死亡因素，瘧疾是第一位的因素和元兇，十個當中有五六個是死于瘧疾，而且大部分是在五歲前死掉了。像當地的克欽族語言里，都沒有瘧疾這個單詞，老百姓認為洗完澡上來以后一受涼，開始打擺子，并不知道疾病是蚊子傳染的。你得從這個根上跟他講，這跟水和洗澡沒關系，我們需要防蚊子。

　　面對瘧疾這一困擾當地人已久的疾病，緬北地區的疾控能力并不足。為了改變當地現狀，張軍的團隊只能白手起家，從滅蚊、發放蚊帳、建立最基礎的公共衛生系統開始。

　　健康扶貧行動云南代表處首席代表 張軍：我們做的蚊帳是藥浸蚊帳，紡織的纖維當中是有藥的。所以蚊子一旦粘到蚊帳上自動就暈倒了。其實在過程當中也有很多的教訓，傳統蚊帳就是五個面，一個口，后來我們發現它的尺寸不行，需要擴大。很多媽媽要帶孩子睡覺，如果完全是單人的蚊帳，那孩子腳下一蹬，蚊帳有開口，蚊子就進去了。這些細微的東西如果不在社區里頭做是不了解的。

　　透過來自中國的物資和技術支持，張軍得以將瘧疾防控經驗傳授當地，并以瘧疾切入，為當地的公共衛生系統完善貢獻了力量。新冠疫情暴發后，雖然張軍和團隊成員分隔在云南昆明和緬甸一線，但當地來之不易的公共衛生系統，也為抗擊新冠疫情帶來了幫助。

　　健康扶貧行動云南代表處首席代表 張軍：傳染病控制過程當中，其實是有連帶關系的。緬甸2011年的時候瘧疾每年發病率將近40多萬，但是到了2019年的時候，就四萬。其實這十年跨度相當大，控制得非常好，大背景在于國際提供了很多援助，它有資金，針對單項疾病去做。

　　去年6月，曾被稱為“瘴疫之區”的云南，因連續4年無本土感染瘧疾病例，實現了消除瘧疾的目標。作為中國較晚消除瘧疾的省份，云南與緬甸、老撾、越南三個瘧疾流行國接壤，漫長的邊境線上人員交流頻繁，加大了當地防控瘧疾境外輸入的難度，此時，幫助緬北地區開展防瘧工作，就更具現實意義。

　　健康扶貧行動云南代表處首席代表 張軍：云南2020年消除瘧疾之后，輸入型瘧疾壓力非常大。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這次消除瘧疾提出了建議，其中一個建議就是讓中國政府對東南亞國家，特別是緬甸提供持續幫助。只有這樣，才能保住我們消除瘧疾的成果。

　　白巖松：雖然中國已經被世衛組織認證消除了瘧疾，但是這個世界依然要面臨瘧疾的危害。今年世衛組織《世界瘧疾報告》當中的一句話，讓人很難過：每一分鐘就有一名兒童死于瘧疾，而新冠肺炎又讓它雪上加霜。世衛組織的駐華代表也曾經發文章提醒：像中國這樣已經獲得無瘧疾狀態認證的國家也應該保持警惕，以防瘧疾卷土重來，這就意味著，你不僅要幫鄰居，還要把視線投向遠方。

　　把抗瘧經驗，帶到非洲去

　　中國疾控中心寄生蟲病預防控制所所長 周曉農：在非洲去調研的時候，有一次我在飛機上就問一個小伙子，瘧疾的情況怎么樣？他說同農村的老百姓早上還在開會，下午這個人就不來了。一問就是瘧疾病例，當時我們認為其中只有20%的發病率，實際我們查下來達到了30%甚至40%的發病率，這個是相當高的。

　　國內瘧疾消除了，周曉農依然不敢懈怠。2009年起，輸入性瘧疾病例逐漸成為國內防瘧主要壓力，10年后，輸入性病例中，非洲占比高達91.1%。周曉農要求所里一半的年輕科研人員，都要去非洲參與抗瘧，欺貧怕富的瘧疾，讓那里的人感染，就像感冒發燒一樣平常。

　　中國疾控中心寄生蟲病預防控制所所長 周曉農：中國已經通過了消除瘧疾認證，我們很多的同事，可能就會轉移到其他地方去，這樣就會影響到我們真正要防止輸入再傳播的能力。世界衛生組織希望中國把現有的這些專家，及時轉移到非洲去。

　　保證瘧疾防控經費不少、隊伍不撤、力度不減，避免本土瘧疾死灰復燃，還要把防控經驗輸送到非洲。2015年，在世衛組織建議下，周曉農團隊籌辦全球衛生中心，中國對非援助從硬件輸出轉型成包括防控理念、能力建設等軟件在內的綜合援助。然而中國經驗到了非洲，遭遇水土不服。

　　中國疾控中心寄生蟲病預防控制所所長 周曉農：難度要比中國大得多，“137”的工作規范，我們中國發現病例在1天內要上報給防治系統、信息系統，他們沒有這樣的信息系統，而且要上報的話，可能也要耗費三個月甚至半年。

　　醫生極度緊缺、交通不便，現代社會的運行體系在這里幾乎完全失靈，對每個病例進行逐個跟蹤調查就很不現實，因此，這個被寫入世衛組織技術文件，并被推廣到全球的“137”策略中，“3日內完成個案調查與核實”這一步只能省略。基于社區綜合防控的中國經驗要落實到戶，需要摸索出因地制宜的版本，但1和7不能再丟，就要著重發展當地人自身的力量。

　　中國疾控中心寄生蟲病預防控制所所長 周曉農：我們雇用了當地的衛生志愿者，也就相當于我們當初的赤腳醫生，每天在村里面社區里面進行巡視，一旦發現有發熱病人，就及時診斷、治療，而且這些信息也是在1天內，能夠及時匯總。同時我們在7天內，如果發現有瘧疾高發的地區，那就對這些村莊進行加強型治療。

　　世衛組織將“137”，發展成“檢測，治療，跟蹤”三步法，兩相結合外加藥物治療的模式，讓坦桑尼亞瘧疾發病率降低了80%。事實上，周曉農團隊的援非探索項目一期，由英國國際發展署資助，而蓋茨基金會開始支持二期，進一步驗證中國經驗的適用性。中國發揮自身技術優勢，與國際資金相互配合，從援非雙邊合作，朝著多邊合作發展。

　　中國疾控中心寄生蟲病預防控制所所長 周曉農：我們不但得到了經費支撐，同時我們也學到了項目管理。公益性組織能夠及時發現，哪些地方真正需要用錢，除了開展防治工作以外，公益性組織還積極來進行評估、總結經驗，所以公益性組織就比較靈活，有利于今后中國在非洲的合作中更好將經驗推廣到其他國家。

　　世衛組織正牽頭將該模式推廣至贊比亞等四個國家，這也在周曉農團隊的計劃之中，即通過試點，讓非洲同行認可中國經驗，逐漸拓展至幾個國家，最終在非洲形成一個疫情發生就能產生效力的網絡，而這需要更多援非的星星之火。

　　中國疾控中心寄生蟲病預防控制所所長 周曉農：我們也希望今后在瘧疾的援非過程當中，也可以借用一個省來支持一個國家的模式，這樣的話有利于資源組配、人員安排以及政策落實。

　　面對未來，周曉農不無擔憂地講道，資金援助下降、東南亞瘧疾耐藥性、非洲人口增長與流動等因素，都在左右全球抗瘧成效。專家呼吁，在一個國家發生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其他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的當下，加強合作與應對，是全球止瘧的唯一出路。

　　白巖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句話在面對疫情的當下，更容易讓人理解和支持，但現實也總有很多反向的力量，讓團結與合作成為一種奢望，于是，病毒就擁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前不久，中非合作論壇發布行動計劃，中國將繼續支持全球瘧疾控制和清除目標，肩負大國責任！但愿人類能真的思考明白命運共同體這幾個字的含義，讓中國消除瘧疾的故事在這個世界上完整復制。

　　編導| 張大鵬 姚道磊 郭佳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