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有色眼鏡”，正視抑郁癥

　　編者按

　　多少年前，一提到“抑郁癥”三個字，人們總會把它與心情不好、睡不好覺、壓抑郁悶等詞聯系在一起。殊不知，如今，抑郁癥遠遠不是這般簡單，它已經到了危及生命，給親人朋友帶來無盡痛苦的嚴重程度。

　　據統計，全球約有3.5億人受抑郁癥的困擾，全球每年因抑郁癥自殺死亡的人數高達100萬。預計到2020年，抑郁癥可能成為僅次于心腦血管病的人類第二大疾病。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衛生日，今年的主題是“心理健康、社會和諧”。作為心境障礙的主要類型，抑郁癥需要得到更多的關注。

　　記者 耿興敏

　　不久前，青年演員喬任梁疑因抑郁癥結束了自己28歲的生命，再次喚起人們對抑郁癥這一“隱形殺手”的關注。據統計，全球約有3.5億人受抑郁癥的困擾，全球每年因抑郁癥自殺死亡的人數高達100萬。預計到2020年，抑郁癥可能成為僅次于心腦血管病的人類第二大疾病。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衛生日，作為心境障礙的主要類型，抑郁癥需要得到更多的關注和了解。

　　抑郁癥不是簡單的情緒不好

　　什么是抑郁癥？作為一種精神疾病，現代社會對抑郁癥的認識也日益充分，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和誤區。抑郁是一種正常的情緒體驗(抑郁情緒不是悲傷，而是缺乏愉悅體驗)，并不是有抑郁體驗就是得了抑郁癥。當我們面對挫折、失敗等負性事件時，產生抑郁情緒是一種正常反應，一段時間后，我們經過調整是可以走出來的。只有長時間(持續兩周)、無原因處于抑郁狀態中，才可能是抑郁癥。

　　北京六院精神科的劉琦教授告訴記者，根據國內的數十項研究估計，每1000個中國人中，有16個人患有重性抑郁障礙。在一年里，每1000個中國人中，會有23人患此病。值得特別關注的是，農村人口患有重性抑郁障礙的可能性（2.0％）高于城市人口（1.7％） ，女性患有重性抑郁障礙的可能性（2.3％）高于男性（1.4％）。

　　長期的中度或重度抑郁癥可能成為一個嚴重的疾患。患者可能會受極大影響，在工作中以及在學校和家中表現不佳。最嚴重時，抑郁癥可導致自殺。每年自殺死亡人數估計高達100萬人。

　　抑郁癥的危險因素涉及生物、心理、社會多方面。清華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臨床心理科副主任醫師邢穎介紹，首先抑郁表現為多基因遺傳方式，抑郁癥患者一級親屬的患病率比普通人群高2~10倍，所以有家族史者比普通人有更高的易感性。

　　從神經生化因素方面考慮，抑郁癥患者腦內遞質紊亂（5-HT、NE及DA水平下降，NE受體敏感性增高）。另外，內分泌系統（如垂體、甲狀腺）功能異常也可導致抑郁。

　　“目前抑郁的發病增多我覺得與生活水平提高，在滿足溫飽以后對精神心理健康有更高要求有關；另外也與社會飛速發展，人們學習工作生存壓力增大有關。”邢穎說。

　　不利的社會環境同樣對于抑郁癥的發生有重要影響，比如：嬰兒期的養育不良、童年期經歷虐待或忽視；生活發生變化：如喪親、離婚、直系親屬的嚴重疾病，或失去工作；生活狀態不良：貧窮、失業、生活困難、缺乏親人關心的人群中也容易出現抑郁。

　　“目前全世界對抑郁癥的確切發病機制仍不太清楚，總的來說，抑郁癥的發生和生物、心理以及社會因素相關。”從人格因素方面分析，劉琦介紹，人格特征中具有較為明顯的焦慮、強迫、沖動等特質的個體更易患抑郁癥。

　　邢穎表示，父母的過度呵護也會限制孩子的成長和能力培養，導致孩子成年后無法適應社會需求也是抑郁發生的重要誘因。另外，工作及感情不順利，人際交往技能欠缺都是主要的誘因。

　　令人遺憾的是，很多抑郁患者的家屬不重視患者已經透露的自殺想法，最終造成無法挽回的結局。劉琦介紹，在軀體疾病患者中，同時患有抑郁障礙的比例可高達20~60％；在患有其他精神障礙的人群中，也經常同時患有抑郁障礙。

　　然而，在劉琦的門診患者中，據估計，大概只有15~20%的人是自己識別有抑郁癥來就診的。

　　我國的調查發現，僅有10%的抑郁癥患者求治。其中一半是尋求醫學幫助，另一半尋求的可能是心理學幫助等。在尋求醫學幫助的5%中，也只有一部分是直接就診于精神科的，差不多也就是2~3%。

　　在綜合醫院各科室就診患者的調查顯示，內科系統，尤其是心內科、消化科，有20%的患者合并有抑郁癥，而神經內科中，以頭痛、失眠、乏力、疲勞就診的患者中50%合并有抑郁癥。也就是說，相當多的抑郁癥患者，并沒有尋求幫助，沒有得到診治。

　　“抑郁的預防該從小抓起。”邢穎表示，如果發現身邊的人有情緒問題應及時疏導解決，必要時及時就醫，能大大減少發病率。對特殊人群如消防員、急診醫護人員及其他特殊崗位人員定期的心理輔導和情緒宣泄也是必要措施。

　　青少年抑郁別忽視

　　孩子的世界應當是繽紛多姿的，充滿歡笑和快樂。然而，抑郁癥這個困擾成年人的疾病正向青少年群體蔓延。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學里，畢業生中有40人被診斷為抑郁癥，約占到該校心理咨詢中心訪問量的兩成。

　　今年16歲的高怡然（化名）正在上高一，然而這幾天卻離家出走了，父親高先生對記者生氣地表示：這個兒子讓人操心的很！兒子發型招致老師批評，又被家長指責，拒不接受意見，他和另一名同學已經離家四天了，據有人看見說夜晚在網吧呢。

　　兒子已經不是第一次離家出走了，而高怡然的母親則告訴記者：回來我就想揍他，不認識錯誤堅決不行。“平時和我們基本沒話說，除了要錢！”這位媽媽說。

　　長期以來，有些家長過于重視物質生活和知識學習，卻忽視了精神世界的發育和建設，讓一些孩子的壓力和負面情緒長期得不到疏解。面對“青少年抑郁癥”，有些父母難以接受，他們非但沒有給子女提供應有的陪伴、慰藉與幫助，反而指責批評子女“想不開”“意志力不夠堅強”，甚至打罵孩子，這樣的態度會讓孩子在抑郁癥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廣東18歲的小文被父母帶進心理咨詢診室。父親一臉無奈地請醫生幫個忙：“我們說她沒有抑郁癥，她不相信。請專家幫我們開導開導她，不要再裝病啦。”原來，高三女生小文最近情緒波動較大，在備戰高考的關鍵時刻，她卻無心學習。小文的學習成績一向不錯，父親對她有很高期許，開口相勸時，她卻輕描淡寫地說“沒用的，我有抑郁癥，我想死”。

　　“年紀輕輕，怎么會有抑郁癥?”父母認為女兒的表現是臨場畏戰，意志不夠堅強，便把她領到醫生面前，希望借助醫生之口告訴小文她“不是抑郁癥”。

　　然而，醫生跟小文細聊之下才知道，她并非在嚇唬家人。前幾天，她曾爬到天臺，試圖自殺。她說：“站在天臺邊，一只腳已經邁了出去，只是在最后一刻，突然想起父母中年喪女，晚年無人照顧會很悲慘，才把腳收回來。”

　　邢穎表示，目前學校的心理課堂和心理老師沒法滿足同學日益增長的心理問題的需求。如果學齡的孩子知道更多調整和釋放情緒的方法，如果我們的教育更以人為本而不是以分數為本，讓每個孩子都有發揮自己能力的機會，對于一個孩子的性格養成至關重要。

　　所以，當孩子郁郁寡歡、無心向學，甚至嚷著“要自殺”時，家長務必要當真，別漏掉孩子發出的求救信息，及時幫助孩子走出抑郁陰影。

　　歧視患者是一種社會“隱形病”

　　據了解，國內幾次流行病學調查，發現所有的精神障礙的時點患病率為17%，其中5%為抑郁癥。

　　就北京來說，2003年和2010年的2次流調，發現抑郁癥的時點患病率為4~5%。國內各個地區基本一致，偶爾也有特別不一致的地區。比如廈門的調查發現抑郁癥的患病率不到1%，而深圳的數據是10%。

　　當然區域性的數據差異尚需要特別分析。比如最近完成的海南省的調查數據顯示，海南全省的所有精神障礙患病率為13%，低于全國的17%，但其中酒精依賴的患病率卻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雖然目前醫學上對抑郁癥已有行之有效的治療辦法，但全球只有不足一半的患者（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在一些國家中僅有不到10%的患者）接受有效治療。而影響有效治療的因素有：缺乏資源，缺乏訓練有素的衛生保健人員，以及社會對精神疾患的歧視等。

　　劉琦告訴記者，抑郁癥就是這樣可怕的疾病：“抑郁并不是我們通常經歷的壞心情。即使是文學家、心理學家在經歷過抑郁癥的折磨后，也很難用簡單的文字讓世人理解自己當時的感受。只能說抑郁是一種極度的‘消沉’，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曾用‘掉進一個沒有底的深井，而且永遠往下掉’來比喻。”

　　另一方面，目前，我國精神科醫生和心理工作者的比率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社會的歧視使很多人不愿就醫，公眾對抑郁癥的基本知識和診療不甚了了，多數人對抑郁癥一知半解，而一些蜻蜓點水、斷章取義的“淺閱讀”，導致抑郁癥被標簽化、污名化，病恥感嚴重影響抑郁患者的就診率。所以臨床上觀察到的抑郁障礙患者只是“冰山的一角”。

　　醫療現狀急需改善

　　張女士在昆明工作，她在單親家庭中長大，媽媽的不易令她輕易不敢反駁媽媽的一切。當自己也成為孩子媽媽后，退休后的母親的精神狀況甚至行為越來越“古怪”：莫名其妙對著自己的外孫女大喊，甚至有時候把自己關在房間里進行自虐和自殘。張女士表示：真的很苦惱很可怕，讓媽媽去看病，她堅決拒絕。

　　邢穎認為，退休人群對社會角色轉變的不適應，兒女對退休父母經濟和照顧的依賴、忽視父母的心理需求，這可能都是導致老年人心理和精神出現問題的原因：“ 還有很多老人沒有什么愛好，不知如何打發時間，逐漸遠離社交、過多獨處，易發抑郁障礙。”

　　在一個微信群里，記者看到，有些人在悄悄開著每年畢業前自殺大學生北京高校順序的玩笑。其實，據調查，自殺率最高的并不是大學生，而是農村婦女。只是大學生自殺更容易受到社會關注。

　　在北京宣武醫院抑郁癥專家王紅星副教授看來，抑郁癥的高危人群還包括一些特殊人群，比如面對學業、愛情和就業三個關口的大學生，比如看似高大上的工作強度持續超大的警察和醫師。

　　那么如何改善現狀？改變歧視觀念，尚需時日，但改善醫療情況，迫不及待。就在今年的9月份，王紅星專門向北京市衛計委主管住院醫師培訓的主管部門，面對面地組織了一次“如何在現有的北京地區各神經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體系中變選修抑郁癥、焦慮癥等常見腦疾病為必修內容”的討論會。據透露，接下來，北京地區應會采納該建議。

　　而對于如何改變歧視觀念？劉琦則表示，比如，首先是知識的普及和宣傳，現在新聞熱點多，人們的關注轉移很快，需要反復宣傳才能達到效果。當大眾能夠了解到抑郁癥是一種可以治療的疾病，而不是意志薄弱或者自暴自棄，才可能提高識別率和就診率。

　　劉琦強調，其次是需要各級政府加強投入。比如，近兩年對兒童自閉癥從國家層面上高度重視，各種對自閉癥兒童的診療、科普、關愛、康復活動廣泛展開，為自閉癥兒童家庭帶來希望。而且科學研究方面也加強了經費投入，使得更多的科學家投身于這方面的研究。抑郁癥的患病率高，影響更大，更需要從國家層面、各級政府層面的投入。

　　“抑郁癥傷害所有年齡的人群，不論是學生還是工作人群、或者老年人。從預防的角度，可以在學校、工會、社區等多層次開展科普、篩查，尤其是對有癥狀的人群能夠提供相對便利的醫療服務，提高就診率和治愈率，降低抑郁癥的危害。此外，部分抑郁癥在醫院治療后期，還需要進行系統的康復治療、心理治療，也需要互助能夠預防之后的復發。這些活動也需要得到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大力支持。”劉琦說。（記者 耿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