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兒童’既容易被同學欺負，也容易成為校園霸凌者。”北京大學教育財政研究所副研究員宋映泉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教育經濟學，他同時一直在關注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問題，發現與人口流動相伴而生的“回流兒童”群體，特征更為復雜，他們面臨比較嚴重的學業和心理問題，值得關注。

　　他把“回流兒童”界定為有城市流動經歷，至少有過一次跟隨父母在城市生活或求學的經歷，但由于各種原因又返回家鄉的兒童。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帶來的流動和留守兒童問題引起了關注。近幾年，受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政策、農民工出現返鄉潮，以及一些地區異地中高考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影響，“回流兒童”群體出現。

　　研究表明，由于各地入讀公辦學校和中高考等方面的政策障礙，一般而言，有升學需求的流動兒童都會轉變為“回流兒童”。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高中階段留守兒童有過流動經歷的比例大約為15%。

　　11月30日，《流動兒童藍皮書：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9~2020）》正式發布，宋映泉的研究成果是其中一部分。

　　這項名為“關于回流兒童學業與心理發展的實證研究”的項目是基于北京大學教育財政研究所課題組在河北蔚縣、涿鹿縣、沽源縣以及在四川蒼溪縣、旺蒼縣的調查得出的。

　　宋映泉和同事發現，無法上公辦學校以及父母返鄉是兒童回流的主要原因，“回流兒童”中，表現出“回流趁早”的現象，即多數兒童選擇在低年級回流。在回流之前，大部分兒童在城市的學習狀況，包括公辦學校的就讀情況、師生關系和學業成績都較好，但近80%的兒童回流后即留守，與父母見面頻次低，且與“非回流留守兒童”相比，更少被老師關心，遭受到不同程度欺凌的比例也更高。這些都導致其對學校生活難以適應。

　　“與‘非回流兒童’的學業情況相比，‘回流兒童’的學業成績更差，留級的比例也更高，達到了22%。在心理發展水平方面，無論是‘回流兒童’還是‘非回流留守兒童’，其抑郁風險都在60%左右，其中‘回流兒童’的抑郁風險比例更高，達到了64.26%。”對于后一組數據，宋映泉解釋，是采用了國際上廣泛使用的兒童發展抑郁量表，并多次測試得出的。

　　“我們的研究是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的，‘回流兒童’在學業和心理發展方面處于不利地位，這會影響他們自身的人力資本積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講也是教育不公平的體現，是社會人力資本的浪費。”為此，宋映泉和同事提出，宏觀制度應相應改變，逐步消除流動兒童異地求學，尤其是升學的障礙。同時，在戶籍制度改革短時間內難有突破的情況下，鼓勵城市務工的父母在讓孩子返回老家時做出理性決策，可以讓孩子在家長的陪伴之下返回老家就讀，以盡快適應老家的學校和生活環境。

　　關于“回流兒童”，北京社科院研究員韓嘉玲還發現，這一群體返鄉后存在著“水土不服”的現象，而且相當普遍。

　　研究組在對從上海回流到安徽老家的“回流兒童”的訪談中發現，很多孩子在返鄉后，身上長疹子。但“水土不服”不僅表現在生理上，更多表現在心理上。

　　從大城市回到小城市，心理上有巨大落差，想念原來的老師同學和校園環境；這些孩子大多獨自返回家鄉，長期住校，生活上遇到了挑戰；對新學校的教學方式、學校文化難以適應……

　　“‘回流兒童’的‘水土不服’不同于普通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面臨的問題。針對這一現象，學校、家庭和社會層面都應該給予關注和應對。”韓嘉玲建議，這些兒童的父母應該與孩子提前做好溝通，努力實現在回流初期至少有一個人陪同孩子，不能讓孩子被動地接受安排。公益社會組織也可以進行預防性介入和幫助。（記者 李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