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鬧”如何從“不敢”到“不愿”

“醫鬧”，正如其字面意思，在醫患糾紛中以一幕幕鬧劇的形式上演著——近年來，患者方在醫院門口擺花圈、拉橫幅、堵大門等現象層出不窮。近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將破壞醫療秩序行為納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醫鬧”是醫患矛盾爆發的一種表現，而醫患矛盾由來已久，此次“醫鬧”入刑能否在一朝化解這塊寒冰？

醫與患

“醫患關系的破壞，為何要歸咎患者一方，醫生一方就沒有過錯嗎？”“醫鬧”入刑后，不少從業者表示“眾望所歸”的同時，網絡上質疑的聲音也不絕于耳。筆者認為，“醫鬧”入刑，并不旨在為醫生一方助威，而是將擾亂社會秩序的條款進行細化，從而保護醫患雙方。

近兩年“醫鬧”屢禁不止，它的“升級版”——暴力傷醫事件也層出不窮。曾有媒體盤點，從今年5月28日到6月16日的20天里，連續發生了12起暴力傷醫事件；而醫鬧的“擴大版”——職業醫鬧群體興起，又給悲劇推波助瀾——曾有一張新聞圖片，廣東省的一家醫院門前，職業醫鬧者們興高采烈地撒著紙錢……“醫鬧”入刑是給這類違法行為筑起的一道高壓線。

從另一角度看，如果放縱“醫鬧”，任由職業醫鬧和暴力傷醫者大行其道，破壞就醫環境，才是對遵紀守法的廣大患者的不公平。醫療過程本身存在不可預測的風險，如果今后醫生在面對患者時首先自保，不愿為了幫助患者爭取一絲希望而給自己招致麻煩禍端，那么還有誰來做患者身邊的守護天使、與死神較量的戰士？

因此，“醫鬧”入刑并非是站在為哪一方撐腰的立場，而是按照違法與守法來劃分；遏制違法行為，是對守法者的保護。

情與理

旁觀者一般會認為，患者是處于弱勢一方，他們無從判斷醫生專業水平的高低和診療方案是否正確，在就醫過程中處于被動地位，如果在醫療事故中受到人身傷害，甚至犧牲生命，就更值得同情。這樣看來，擺花圈、堵大門等行為也似乎變得“情有可原”。

利益被侵害的一方的確值得同情，但如果這份同情心變發給鬧事行為的通行證，同時也會成為職業醫鬧群體的“護身符”，助長其以醫療糾紛為借口，用誘惑裹挾患方等手段，從中肆意謀取利益，將別人的悲劇變成自己的商機。

因此，對弱勢一方的片面傾斜，會導致權利的濫用。濫用的結果，就是讓醫患矛盾更加尖銳，最終造成兩敗俱傷。

當然，“醫鬧”入刑也并不代表醫生可以把責任推得一干二凈，《侵權責任法》等法律對醫療損害責任做出明確規定。“醫鬧”入刑也并不會關閉正常維權的大門，緩和醫患關系不能以犧牲患者的權益為代價。

疏與堵

醫患雙方本是共同對抗疾病的“戰友”，何以走向“兵戎相見”的地步？

現代臨床醫學之父威廉·奧斯勒指出，醫學是一門不確定性的科學和可能性的藝術。這個特性使醫療行為有別于一樁生意。醫患之間的信任托付如果變成“我付了錢，你就得給我辦成事”的交易關系，那么自然就會產生“只要病沒治好，就是醫生的責任；只要人沒救活，醫院就要賠錢”的邏輯。

那么，是什么讓醫療這種關懷型服務變成了“交錢辦事”的普通消費？從一些網友的吐槽中不難見到端倪，醫生“拿紅包”、“亂開藥”、過度檢查，態度不佳等成為集中的怨言。“堵”不如“疏”，緩和醫患關系，最終還是要通過醫改，解決治本的問題，例如全面破除以藥養醫制度，杜絕“大處方”、“大檢查”現象；建立系統的責任風險轉移機制，來分擔醫療風險；加快形成分級診療秩序，改善就診流程……

醫患關系不能全靠法律來維護，那會“按下葫蘆浮起瓢”，使醫患矛盾以新的形勢爆發出來。我們更愿意看到的，不僅僅是法律震懾下的“不敢”，還有舒心就醫體驗之下的“不愿”。

相關報道： 

分級診療 讓患者在家門口放心看病

重建信任之路——2015醫患關系修復度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