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曉紅（左）在與患者交流。 　　受訪者供圖

　　這是一扇普通診室的門，門外是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患者，門內是北京協和醫院緩和醫學中心主任寧曉紅。

　　這扇門很沉重，推開這扇門是要有巨大勇氣的。

　　早就與寧主任約好隨她出一次門診。我來到這扇門前是一個初冬的下午。風是微微的、陽光是暖暖的，空氣也格外清爽，一路上始終有一種被大自然恩寵的感覺。門診設在協和醫院國際部一層，縷縷陽光從梧桐葉隙中穿過，偶爾有幾片樹葉戀戀不舍地飄落，把地面鋪成金黃，陽光下泛著粼粼的光。

　　“推開我這個診室的門，對很多人來說是個艱難的抉擇”

　　寧主任的診室就在一樓拐角，室內陳設與普通內科診室沒有什么區別，能清晰地看到窗外一棵梧桐樹干，沖天得筆直，屋內墻角隨意捆放著一些錦旗。

　　與其他診室匆匆忙忙不一樣，在等候患者的時間里，寧主任并沒有讓護士長打電話催促，而是一邊翻看患者就診記錄，一邊對我說：“其實，到我門診看病的人遲到甚至退號是常有的事。來我這看病的患者，很多都是行動極其不方便的，有的要家人推著輪椅來的，有的只能由親屬代為看病，甚至有患者用救護車的轉運擔架推過來的，遲到一點更是正常。家屬能夠選擇走進這個門診，就是選擇與死亡對視，直到生命的終點，這是需要巨大勇氣的。推開我這個診室的門，對很多人來說是個艱難的抉擇。”

　　無論是傳統醫學還是現代醫學，都始終面臨著一個“可怕的絕對”，那就是有些疾病無法治愈，生命最終消逝。推開寧主任診室的門，就意味著患者及其親人推開了選擇有尊嚴地走向“死亡”這扇莊嚴又沉重的門。

　　推門進來的是一位年輕女士，她是代丈夫來就診的，看上去40歲出頭，頭發有些蓬松，鵝黃色的絲巾映襯出一臉的疲憊。

　　“抱歉，抱歉，主任，我遲到了。其實我早到醫院了，只是一直在醫院里徘徊，沒有勇氣推開您的門。”患者妻子輕聲解釋道。

　　“沒有關系的，做出這個決定確實不容易。我已經看過您先生的病歷，謝謝您對我的信任。”寧主任說。

　　她是從河北慕名來協和的。3年前，丈夫一紙肝癌晚期的診斷徹底打破了這個家庭的寧靜。3年來，小兩口不斷奔波于河北、北京的各大醫院。丈夫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原來經營的小飯店也不得不歇業了……訴說這些的時候，她很平靜，非常有條理。

　　“謝謝你把病況梳理得這么清楚，你愛人知道你來這個門診嗎？”

　　“就是他讓我來的。我開始是沒有這個勇氣的。”

　　“哦？！是他讓你來的……他最希望解決的問題是什么呢？”

　　“他的病情他都知道，我也知道……”患者妻子的聲音有些哽咽，“我只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沒有辦法了？”

　　寧主任拉著患者妻子的手，輕輕點了點頭。

　　“他太痛苦了……肚子都要爆炸了……他才不到40歲呀。”患者妻子的眼眶濕潤。

　　診室里異常平靜，只有時針發出嘀噠嘀噠的聲音。

　　“他太痛苦了，疼得連安安穩穩休息一兩個小時都很難。肚子脹得像一張薄薄的紙，隨時都有脹破的危險。腹水抽出不到幾周又復發，能裝幾個礦泉水瓶。”

　　“肚子痛和肚子脹，知道了。咱們一起把目前的治療細節梳理一下，相信一定能找出一個讓他舒服起來的方案。孩子知道這件事嗎？”

　　一提孩子，患者妻子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孩子可能知道一些，這幾個月由爺爺奶奶帶著，也很少見到我，他總是問‘爸爸媽媽去哪了？’偶爾我們打電話，他會問，‘爸爸什么時候回來？’”

　　“我很擔心這孩子，孩子已經8歲了，聰明又敏感，可能已經感受到了很多……咱們也得幫幫他，讓他有所準備，讓他也不要錯過最后這段重要的時光。”寧主任一邊輕輕撫著患者妻子的手，一邊遞過紙巾。

　　她們的談話，既像圍繞疾病的醫患之間的對話，更像知心姐妹共同面對生命難題時的交流。我原本以為，常年談及死亡的寧主任會比我更堅強、更理性，其實，她的眼角早已掛著淚珠。

　　突破了“丈夫即將面臨死亡”和“要不要告訴孩子實情”這兩個敏感的話題后，接下來的治療方案就快速明確了——鎮痛減脹，讓丈夫多些時間安排交代、陪伴孩子、陪伴家人，有準備、有尊嚴地離開。

　　生是一種權利，死也是一種權利。當一個人經歷了長期疾病的折磨，在生命的盡頭選擇安全而舒適地離去，或許也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離開診室時，寧主任和我起身相送，患者妻子的情緒復歸平靜。寧主任一邊幫她攏了攏額前散落的頭發，一邊幫她理了理胸口的絲巾，說：“這絲巾真好看。”

　　“這是我愛人送給我的生日禮物，我很喜歡，一直戴著它。”患者妻子的嘴角往上揚了揚。

　　“戴著它、陪著他，好嗎？一直，好嗎？有什么需要聯系我，這是我們的工作微信，我隨時都在你們身邊。”寧主任囑咐道。

　　“嗯嗯，謝謝您，我會一直戴著的，寧大夫。”患者妻子退了半步，淺淺地彎了下腰，眼神由恍若小孩的無助變得稍微從容了些。

　　我發現寧大夫迅速地抹了一下眼角。

　　生命是個自然的過程，讓自然的過程自然到來吧

　　送患者妻子出門時碰到了一位老太太。老人是兒子陪著就診的。寧主任正要把阿姨請進診室，老太太擺了擺手，蹣跚著腳步攔住了寧主任，問：“這姑娘怎么了？”

　　“她的家人不是太好。”

　　“太年輕了，太年輕了。”阿姨喊住了患者妻子，“小姑娘，不用怕，你看看我，80多歲了，我得肺癌好幾年了，一發現醫生就說沒手術機會了。沒有就沒有吧，我認命。既然這樣，身體好些就多走走，疼了就吃點藥。生老病死是個自然過程，多陪陪家人、孩子。”

　　患者妻子看著老人，點了點頭，說：“嗯嗯，謝謝阿姨！”

　　在診室，有時候患者與患者的交流也是重要的心理寬慰和良藥。

　　“媽，抓緊看病，寧大夫挺忙的。”兒子在旁邊催促。

　　進入診室，阿姨熟練地坐在了寧主任對面。

　　“您怎么來的？”

　　“兒子推著輪椅送過來的。到了門口，我還是堅持走了過來，我老太太還行，還能走兩步。”老太太笑了笑。

　　“今天怎么樣？哪里不舒服呢？”

　　“主要是開點藥，腿有點疼，還有點……”

　　“便秘，是吧？”寧主任知道老人都不太情愿說這個。

　　“我老媽一天都沒笑了，見到寧大夫終于笑了。”

　　“那當然，我老太太就是要把最堅強的一面展示給小寧。”

　　寧主任和老人一邊聊家常，一邊診斷病情，像是一對老朋友。老人是寧主任的常客了，3年前選擇了緩和醫療，基本每隔兩個月就要跑一次協和，偶爾也會出門旅游一下。寧主任的電腦里記載著病情的變化，毫無保留地向患者和家屬交待病情。

　　寧主任告訴我，老人想得很開、很透，退休沒有多久就住進了養老院，能自己干的事盡量自己干，即使得了肺癌，平時來協和看病也大多是一個人來，今天腿腳不靈才讓兒子陪的。老人早就交待過兒子，萬一呼吸、心跳停止了，不要采取任何搶救措施，讓她安詳地離開。

　　我注視著眼前這位老人，花白的頭發梳理得很是整齊，對襟棉襖繡著雙鳳圖案，臉龐有些清瘦，但顯得挺有精氣神。我怎么也不會把這位老人與望九之年、身患絕癥聯系到一起。

　　“其實，很多生命末期的患者尤其是癌癥患者，因為疼痛，很難有一到兩個小時的深睡眠。疼痛加重病情，病情又加劇疼痛，相互交惡。疼痛致死，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寧主任說。

　　“所以，我不想那么疼。我這輩子最怕疼了，生這小子時的那種疼我至今還記得。”老人指了指兒子。

　　兒子被弄得不好意思了：“媽，看病、看病，抓緊問問寧大夫怎么止痛。”

　　老人的難受勁兒比一個多月前明顯加重了些，乏力、小腿肚腫脹，關節部位有明顯疼痛感。“關節的疼可能不是骨轉移引發的。”寧主任解釋著。

　　“沒關系，就算是，轉移到哪都沒有關系了。這3年我老太太夠本兒了，能動的時候到處走一走，疼的時候吃點藥，我是堅決不進ICU的。”

　　老人的豁達及兒子的開明使我想到了前兩天一個朋友的父親。老人家在ICU已經30多天，也是肺癌患者。老人意識非常清醒。我問過老人，您在里面躺了1個多月，什么感覺？他說，特別想出去，特別希望有人擁抱他，也特別希望擁抱他的家人。

　　專家告訴我，親人的陪伴會帶來一種“恩寵感”。有了這份“恩寵感”，患者面對苦難、戰勝苦難的勇氣就會增強。

　　窗外，一片梧桐葉隨風飄落。我在想，醫學面臨的現代性問題是，究竟是要遵從、順應自然，還是要顛覆、超越自然？生命的過程應該是自然的，自然的過程應該來得自然些。搶救或許并不是人們面對死亡的唯一選擇。緩和醫療是一種原則——像呼吸機這樣的生命支持系統，對于某些急性病搶救的作用很大，但用于慢性病末期時，就需要好好權衡其效果與代價。醫學技術的興起和進步讓人類有了延長生命的強大手段，但理性的一面是：選擇“一切合理的努力”可能優于“不惜一切的搶救”。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還將繼續，科學有時不是“征服”，而是與疾病共存。對生命的敬畏與關懷，永遠是醫學最根本的出發點。

　　帶著這份“恩寵感”，老太太在寧主任的攙扶下走出了診室。寧主任的眼眶又濕潤了。“其實，老人時間不長了。3年下來，我們也有了感情。老人面對死亡的態度給我們這些醫生很大的震撼，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了這個學科給患者帶來的安寧與幸福。”

　　“我只是完成了哭泣”

　　斜陽把梧桐樹的影子拉進了診室，時鐘已經指向下午4點多了。原本預約的3位患者有一個退了號。或許這位患者還在這扇沉重的門外徘徊。

　　診室里，就剩下寧主任和我。看完了當天的患者，寧主任的心情放松了下來：“與我的患者在一起，每天都要流幾次淚的，這是常事。你看，這眼角都有點皴了。”

　　“作為醫生，面對這些特殊的患者和疾病背后的故事，你有沒有刻意控制自己的情緒？”

　　“沒有呀。在疾病的世界里，患者是體驗者，醫生是觀察者，疾病是不同于疾苦的。每位患者疾病的背后都有疾苦的故事要講，都有悲傷的淚要流。醫生也是普通人，想哭就哭，眼淚想流就讓它流下來吧。或許我們眼角上的淚，對他們也是一種精神的療愈。當然，與他們不同的是，我只是完成了哭泣。”

　　完成了哭泣？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把“哭泣”當作一項任務與“完成”搭配到一起，但此時“完成”這兩個字卻又如此貼切。醫學是科學，更是人學，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實踐。疾病是可以科學地觀察與辨識的，而疾苦更多的需要是傾聽、是照護。在疾病以及背后的疾苦面前，醫生的使命就是與患者同在，在接診下一個患者之前必須“完成哭泣”，因為工作還要繼續。

　　診療結束了。“完成了哭泣”的寧主任走進病房，繼續看要會診的患者，而我帶著傷感的情緒走出了這扇沉重的門。

　　傍晚時分，雖是夕陽，依然美麗。風過梧桐，葉落無聲。我忽然讀懂了自然的隱喻：生命如葉，有其節律，有其尊嚴。生如夏花之燦爛，死如秋葉之靜美，對生命的敬畏與守護，始終是醫者肩頭沉甸甸的責任。

　　隨診后的幾天內，我一直想趁著記憶的新鮮感把這次經歷記錄成鮮活的文字，可就是遲遲不愿動筆，因為一打開這記憶的門，就會被這些生命故事所感染久久不能平復。直到一天晚上接到寧主任的微信。那位年輕的患者妻子最終失去了心愛的丈夫，8歲的孩子最近總是要找爸爸，雖然在老家找了心理醫生但效果不明顯，需要寧主任和她的緩和團隊繼續幫助。

　　那條鵝黃絲巾又浮現在我面前，相信此刻它正陪著患者妻子走過悲傷。想起了冰心的話：愛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兩旁，隨時撒種，隨時開花，將這一徑長途點綴得香花彌漫，使穿枝拂葉的行人踏著荊棘，不覺得痛苦，有淚可落，也不是悲涼。

　　（作者為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二級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