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艾”情，你怎么看？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于性話題及性行為的接受程度越來越高，一項針對高校生的摸底調查研究顯示：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為，近七成大學生接受未婚同居行為，而由此帶來的性成熟期提前，婚育年齡推后，婚前性行為增加，意外懷孕增多，不安全流產增多，性病、艾滋病多發等社會問題對青少年的威脅越來越大。

2015年1月至10月北京新增艾滋病病例3000余例，青年學生感染人數上升較快。近兩年，北京市大學生感染艾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以同性性行為傳播為主；在上海，2015年共報告發現青年學生感染者92例，較去年同期上升31.4%；廣州從2002年開始發現學生感染艾滋病病例，截至2013年底已累計117例，九成都是經同性的性傳播感染。

在北上廣等大城市高校艾滋病情上漲的同時，一些中部省份高校學生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比如說湖南大學生艾滋病患者8年竟上升37倍。

艾滋病為何肆虐象牙塔？

十幾年前，艾滋病的主要群體是因賣血而染病的農民，而今性傳播逐漸成為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大學生患者呈現增多趨勢，尤其是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高校。社會對艾滋病的曲解與恐懼，也讓這些感染了病毒的大學生們難以生活在陽光下，有些人甚至因此被剝奪了上學和就業的基本權利。飆升的數字背后，凸顯的是對于這個特殊群體艾滋病防控的困境和全新挑戰。值得追問的是，艾滋病是怎么在純潔的象牙塔流行開來呢？

近年來，西方性自由思潮的侵襲，人們性觀念受到碰撞。大學生最容易接受西方性解放的思潮。如今一些大學生夜不歸宿，特別是在寒暑假期間，有的外出租房開始“假期夫妻”生活，把性行為當作“一場游戲一場夢”，當作對封建傳統觀念的一種挑戰，甚至當做炫耀攀比的資本。2016年9月26日，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公布的《大學生性與生殖健康調查報告》顯示，有42.9%的大學生只交往過一個戀愛對象，8.7%的人交往5個及以上。大學生的性觀念、性心理、性行為雖然趨于開放化，可是對于性病知識的缺乏及預防能力卻令人堪憂，他們不知如何保護自己，覺得艾滋病離自己很遙遠，在發生性行為，特別是男男性行為時，并未采取安全措施。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哪位性伴侶感染的，是否還有人因為自己而感染。

防艾真的帶套就行？

高校“艾”情是一個健康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它摧毀的不僅僅是一個人，一個家庭，還有可能對整個社會造成不可忽視的危害。那么該如何有效預防高校“艾”情？一般的說法，避孕套的橡膠膜能有效屏蔽掉艾滋病的病毒，所以它是目前公認預防性病和艾滋病的有效手段。但它是不是可以百分之百屏蔽艾滋病呢？

打比方來說，汽車安裝安全氣囊。我們說安裝安全氣囊就安全了，但并不意味著讓你去撞車，也不是說你撞車之后就百分之百安全。如果是安全的性行為，確實是單一性伙伴，而且保證你的性伙伴也就你一個性伙伴的話，使用安全套，當然沒問題。但是如果不能有這樣保證的話，你即便使用了安全套也應該注意。

為愛點燈，用心關“艾”

高校“艾”情數據的不斷攀升，染“艾”患者最低年齡的不斷刷新，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和關注的信號。在發達、迅猛的網絡社交技術面前，處在青春期懵懂階段的青年學生很容易出于好奇，毫無防備地陷入危險的性關系中。國際上一般認為男同性戀者占成年男性人群的3%-5%，而我國男同性戀越來越低齡化，越來越多的大學生、甚至有少數中學生走進了這個“圈子”。最讓人痛心的是，有一些孩子是因為覺得很刺激、很酷、很時髦而嘗試同性戀。他們有些人是因為學習壓力大而去嘗試刺激，還有一些大學生特別是大一新生，在高考壓力釋放后的狀態中迷失了自我，而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為，這些青少年反常的心理現象必須引起學生、家長、學校及社會的重視。

而對于那些已經感染艾滋病的青少年，一旦被醫院確診，應該立即有心理專家進行干預、關懷。這時他們心理最脆弱。有的因為自責害怕傳染給伴侶，選擇分手；有的因為就業要體檢，放棄了從小的夢想；有的選擇自殺……他們是最特殊的患者，身患艾滋病也讓他們經常受到常人難以想象的歧視。他們雖然行走在城市、生活在陽光下，卻絲毫感受不到社會的溫暖。這導致艾滋病被感染者80%以上都有報復心理和逆反心理。如何為他們點一盞燈，使他們燃起希望，遠離彷徨，給他們絕望的生命帶去一點陽光，也許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圖片來源：新華網）

“艾”與被愛，連著紅絲帶

紅絲帶是對HIV和艾滋病的國際符號，1991年在美國紐約第一次出現。它代表了關心，這一標志被越來越多的人佩戴，用來表示他們對HIV和艾滋病的關心，關心那些活著的HIV感染者，關心那些已經死去的病人，關心那些受艾滋病影響的人。紅絲帶成為一種希望的象征，象征疫苗的研究和治療感染者的成功，象征HIV感染者生活質量的提高。紅絲帶代表著一種支持，支持HIV感染者，支持對未感染者的繼續教育，支持盡全力去尋找有效的治療方法、疫苗，支持那些因艾滋病失去至愛親朋的人。

作者：上海市科普作家協會醫療健康專委會 桂嵐

本文由上海市科普作家協會醫療健康專委會主任委員王韜進行科學性把關。

“大醫小護”供稿